“新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自由”相号召,把矛头直指儒家文化。在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倡导一个“新”字,她打的是“革命”的大旗。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化,引进西方科学,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批判。因而使我们误解了许多经典。如将国学经典《易经》看作是算命、迷信,孔孟思想成了束缚人思想的恶毒礼教,甚至方块字、甚至国民性都被牵连而遭到怀疑。
60年代文化革命成了社会主流,所有的思想和观点都被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种简单的二分法主导了学术的是非判定。文革的“破四旧”运动更是要扫除一切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与造反派展开的打砸抢行动,国学教育在这一场文化浩劫之下遭受了重创。在文革末期还展开了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孔子作为林彪的陪绑,被揪出批斗示众。可以说在这十年浩劫中,国学在全面的禁锢中一片凋零。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先生被当做“遗老”,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被纳入到“封资修”的范畴,被“全面扫除”。无数国学经典、历史人物都被扣上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小农主义”。伟大的历史人物如孔子、孟子、老子,都被要求要彻底“批倒批臭”。全国各地的历史遗迹、文物等都遭到了疯狂的破坏……在这十年,对国学,国学的研究一度陷入了停滞和倒退。“文化革命”其实是革了传统文化的命、革了人类先进文化的命。
同时对国学的发扬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过多地宣传了市场经济,夸大了市场的作用,造成市场经济对人的价值观念的腐蚀,这也使传统文化中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受到挑战。剧烈的竞争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缺失,出现了诸如见利忘义、道德沦丧的现象,这不仅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也和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念相左。改革开放方便了对外交流,但我们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留得不够。另外,“全盘西化”的倾向借助于改革开放而时隐时现。这些现象固然不能全部归咎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并不必然带来这些倾向,但这种次生现象是存在的。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 “厚今薄古”的态度。国人因改革开放带来的在文化观上的认识偏差,而采取实用化功利化的评价,在“厚今薄古”观念的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统文化妄自鄙薄,切断其与当代文化的联系。
我们失去了文化传统,失去了文化记忆,失去了文化认同。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本应出大师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许嘉璐先生认为其原因就是人们民族文化底蕴贫乏。而上世纪之交,中国是一批大师的,如: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冯友兰,钱穆、梁漱溟,科学家如钱学森、苏步青、杨振宁哪一个不都有厚实的民族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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