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湖寮罗氏族谱》序

《大埔湖寮罗氏族谱》序 

民国·罗卓英

  族之有谱，犹省县之有志，国有史也，可谓重矣！吾罗氏族居湖寮，已六百年，派衍三房，丁口繁盛，代有人文，然谨有家谱与房谱，而有族谱甚缺典也。卓英少居乡里，春露秋霜，省祠扫墓，曾闻长老谈修族谱事，心窃志之，此壮已久。任军旅驱身在外，无假顾及，然犹未敢忘怀。

  民国二十五年秋，率部返粤，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厅厅长及代理参谋长职务。近在乡邦，益觉修辑族谱之不可再缓。适赣州同宗冶群先生不远千里，以修通谱、建总祠、办学校三事，殷殷来告，复与省同宗人士往来，遂得恭谒祖祠商订谱牒，是时吾乡族人来省颇众，因提议修集湖寮罗氏族谱询谋佥，并推举族祖杏村公返乡主其事，筹划经费，选任负责之人，通力合作，翌年春成立事务所于大宗祠，着手进行。五岁以来，杏村公与在事诸人搜集、编撰，无间寒暑，克成初稿，可谓劳矣！

  民国三十年，杏村公携稿来赣，就商于军中，因与鸣自柏麓晨夕商讨，更参阅赣省各县同宗之族谱，多方考证，溯源正流而一归于严谨。盖吾族系出豫章，而西山实为罗氏发祥之地，今就其地而溯本源，可谓当矣。时当梅雪争春之际，湘赣北之倭寇大举三犯长沙，卓英奉命入湘指挥外围，军事苦战旬日，遂奏捷音，战地凯歌与岁献炮声相应和。卓英仰赖祖宗德荫，粗建尺寸之功，此由湘返赣，而斯谱示已编成，定本将付族人，可谓功矣。频年于役，行间不逾，宁处周历各省，对于民族风化、史地文物诸端，往往留心谘访籍知最，昔府州县志，大率六十年一修，以为常，而私家谱，则大都十年或二十年一修，最久亦无过六十年者。

  我湖寮罗氏族谱，迄今六百年始获观成，可谓久矣。特郑重告族人曰，谱牒之书，为我国民间之文献，所以备官书之参考，补史志之阙遗。勿因时势之变迁而弃同赦屣也。斯谱之修，为吾族萃涣之鸿篇，足以彰前代之徵，犹启后之继述，当思故家之乔木而珍同拱壁也。抑有进者国父孙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中论及中华民族之生存、竟争与发展，有其特殊之原因。盖我国之民族与族系属一致。自秦汉以来，为一个民族所造成之国家。故在中国可谓民族主义，即是国族主义。又有其特殊之组织，盖我国国民和国家结构之关系胜于外国，有坚固之家族与宗族团体为国族之基础，及为国民与国家中间之有力连结。中国之家族与宗族主义，为王道自然力进化结合而成之产物。敬宗睦族之观念深印于国人之脑际，已历数千年矣。若能善用宗族为单位改良中间社会之组织，再联合成国族，则视外国用个人为单位，由个人直接放大到国家的结构，显然我国为易举而有力，若能运用坚固的家族与宗族团体之小基础，彼此联合抗充起来，便可成为中华民族之大国族团体。《尚书》所载，克明后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足见中国古代治平工夫系先家族入手，此国族主义与家族与宗族主义为起点之说明也。然近世家族与宗族主义之流弊，亦每因彼此间之小利害引起龃龉讼事，甚至酿成仇杀械斗之惨剧，结果所谓团结力低及于宗族而不知扩张到国族，因而对国丧失了民族精神，致被外国人讥笑一盘散沙，甚可痛心也！明乎此，则知吾人修谱是为实行我国民族主义之起点工作，而非为终极目的也。凡吾族人果能循此治平工夫，睦族以救国，可谓善矣。至斯谱之编纂于战时，排印于战时，挂漏之处知所不免。例如自公居闽以后，至德垂公来乡之前，中间世系莫能考证。他日若从闽西、杭、永、汀、连、清、宁等县，诚心访求，必有所得，端赖吾族之有心人搜集，以补正之耳。将其续修之法，卓英之意宜由三大房各设司谱一人，予以薪给，专掌其事，并依定式印刷空白谱纸发给各乡之负责者，随时填写每年值太祖春祭之日汇集登记，无使或漏，尤望吾族贤者认真监督，并搜集各种文献，每五年实行登记，总稽核一次，每十年从事修辑一次，每三十年续印一次。无使或阙，若是则谱书当随宗支之蕃衍，绵延而充实光大，可谓美矣。至若祠墓学校田山尝产及其他应行增补事项，亦须确实调查，或以文字或图表分类刊入必详必备，俾尽善尽美，以垂于久远。

  夫周礼以族得民而伊川程氏，谓管摄天下人心，必首以明谱系，此尤卓英所馨祷祝而愿与我族贤明之士，日益加勉者也。

   时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元月二十四日

           裔孙 卓英谨序于江西上高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

※ 罗卓英（1896～1961），原名东蕃，字尤青，号慈威，谱名高哲，广东大埔湖寮岭下村人。七岁启蒙，就读湖山官学、大埔中学，后投笔从戎，考入保定军校。毕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任连长，随军东征，讨伐陈炯明有功，迁营长。逮国民政府成立，参加北伐，遂以战功，由团长、旅长、参谋长，擢升十八军军长。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罗卓英率军北上汉口，驰援上海。将士英勇杀敌，前仆后继，血战抵抗，真可谓“一寸山河一寸血！”虽然没能打退日军进攻，但给日寇有力打击，大长中国人民志气！1942年，奉命率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在仁安姜与日军交战，大获全胜，救出被围的英军七千多人，英军甚为感激。回国后，晋升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并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1961年因病卒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