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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文摘

改革开放时期广州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举要(上)

时间:2020-11-2 8:56:13  作者:罗雨林  来源:罗氏文化网  查看:2435  评论:0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时期广州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举要一一是否“秦船台”的学术论争(上)罗雨林关键词:改革开放、历史文化、保护研究、秦船台、南越王宮、宫苑内容提要:本文主要选取改革开放时期广州学术界发生的长达数十年的是否“秦船台”或“秦汉造船台”遗址的学术争论,真实说明和反映了广州在改革开放时期文...

改革开放时期广州历史文化保护研究举要

一一是否“秦船台”的学术论争(上)

罗雨林

关键词改革开放、历史文化、保护研究、秦船台、南越王宮、宫苑内容提要本文主要选取改革开放时期广州学术界发生的长达数十年的是否“秦船台”或“秦汉造船台”遗址的学术争论,真实说明和反映了广州在改革开放时期文物考古保护及研究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

引言

 改革开放是我国开创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是一股強劲的春风,它带來我国文艺科学考古文物研究等各项事业的蓬勃生机。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得其风气之先,占尽地利人和等优势,在党的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路线和方針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今,一直在广州市文化系统从事文博专业的研究工作,改革开放40年來广州发生的许多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学术争论和研究保护等重大事件更是亲历及见证。可是我现今已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与我同辈或上辈的知情学者大都先后辞世。因此在今天乘着2018年广州学与城市学学术研讨会-一“开放变革一广州学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会议的大好东风,我把这段经历中择其最主要者一一是“船台说”,还是“宮殿说”的学术论辯,作一阐述,向各位及年轻一代讲述清楚,以推动进一步的研究,把问题搞清楚,就教于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以此说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伟大正确。

“广州秦汉或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简称“船台说”)是广州乃至岭南地区最具学术争议的考古定性结论问题。其争论时间之长、影响之大、牵涉范围之广,可说是岭南文化史和考古史上所仅见。同时它又是研究广州地区历史和广州学、城市学无法回避、无法绕过的重大问题。由于它不纯粹是一般学者间的学术问题谁是谁非之争,而是牵涉他的观点一开始就是在我国政治生活和学术生活极不正常时期掺合进了国家和政府最高文化行政领导部门批准,并纳入法律权威力量推行。“它适应了1974年至1975年文革后期“四人帮”推行的“批林批孔批周公”和“评法批儒”运动的政治需要,为其提供了考古发掘的“依据”,把它说成是伟大法家秦始皇统治下象征生产力大发展的工业建筑一-“造船工场”的“船台”遗址。更有工人阶级(主要是船厂老工人和工宣队)和他组织的十多位“权威”、“顶尖”专家的鉴定意见,在当时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下,其结论是绝对不允许反对的,也是不能进行平等的学术论辯的”。1若非1976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及其推行的“评法批儒”等的政治运动,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使党的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政治路线得到恢复和贯彻,要想与之展开如此长达数十年的学术论辯是断断不可能的。

论辯的由來

1974年底,在广州中山四路市文化局大院内工人在挖防空洞时,在地表下5m400m2范围内,挖掘出二列东西长30m南北宽11m平行排列的木结构遗址。2究竟是什么性质、什么年代的遗址遗物?当时主持考古发掘工作的麦英豪先生还不是什么“考古权威” ,而只是个40多岁,小学、中学尚未读完、广州大学肄业一年学历的普通业务干部。虽曾一度跟随当时主持发掘古墓葬等考古发掘的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黄文宽先生学习考古挖掘,但从他1952年入职市文管会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止,他真正参与从事广州汉墓等古墓调查、挖掘经历才十多年左右。1953年虽曾由单位选送参加过该年8月至11月为期不到三个月的笫二届全国考古人员短训班结业。3但到1974年底 “文革” 将要结朿,他与大家一样文博考古等业务停止。也就是说,到1974年底发现这一古遗址他作出遗址定性结论时止,他的考古经历功底才不过十多年左右。平心而论,他人还是很勤奋的,对广州汉墓等古墓发掘也积累有一定经验和贡献,但并非时下一些媒体把他吹得那么高。尤其是对这一如此规模和复杂的古遗址发掘,却正如他所言,是首次遇到,“没有其他什么经验可资参考借鉴”。4所以他当时对这一古遗址的定性判断,基本上是缺乏理性分析的。在形式上,他虽也做足了“功夫” ,曾采取过当时通行的“走出去和请进來”的办法,到多间大船⺁参观,听取老工人技师意见,并邀请他们及中大、华工、华师及省市设计院、省博文物考古教授、专家等开现场鉴研座谈会。但他却是先入为主地有功利目的的选择性地听取意见。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因为我曾到过现代化的广州造船厂参观,仅凭脑海中留下的这点印象作如是猜想。”4和对两种观点人员当时的“政治态度”“政治地位”來分析,决定摒弃当时仍是“摘帽右派”的华南工学院“反动”学术权威龙庆忠教授的“南越王宫殿说”(其原话是“可能是南越王台或离宫”)及中山大学历史系戴裔煊教授及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吴壮达教授等提出的“水坈陵”说,采纳老工人和很多学者凭推测附和的意见,并以此定性观点撰写了《关于广州市发现秦汉时期造船(?)工业遗址试掘的请示报告》,5申报省市文化局、中共广东省市委宣传部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批准发掘,其后再申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轰动全国的重大考古发现。有人还评价认为,这一发现可“改写世界造船史”,其“意义和价值非常重大”云云。他也因此一鸣惊人,获得上级主管领导的嘉奖殊荣。其后便一路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从一般考古专业干部逐步荣升为广州博物馆馆长、荣誉馆长及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成为行内业内戏称为考古“大老爷”,“著名考古权威”,等等。据当时与他在文管会长期共事的副研究员陈以沛先生生前撰文回忆,麦先生为争取领导认可和支持,利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和罗哲文古建筑专家1977年1月取道广州出国澳大利亚访问向其汇报之机,大肆宣传他们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让王局长在澳洲举行记者招待会上,以国家文物局的身份,率先向外国媒体披露这一重大信息,在全球播放,以期造成当年风行一时的“出口转内銷,外事促内事”的声势。6随后,在他积极向各级领导汇报影响下,新华社、《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及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官媒争相报道。新华社对外宣传编辑部根据其导向性汇报材料于1975年3月对外正式发出一篇特稿《中国发现两千二百年前的造船遗址》,作为国家官方对外的正式发布文件。7《文物》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这些权威刊物见之也相继发表他执笔撰写的以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及中山大学考古专业75届工农兵学员署名的《广州秦汉造船遗址试掘》及相关简介文章。让“秦汉造船工场说”得以初步确立。虽然对这一说法尽管在当时有几位教授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却十分微弱,尤其是在资料被他“封闭”、“垄断”、所知十分缺少情况下,他们的看法也只是一种口头上的探讨、质疑性的意见。很难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故不影响他把他们的观点完全排除在外,不向上汇报,只把“船台说”确定为对内对外统一的主流媒体说法及学术定论。这是论辯由來的简单情况回顾。

论辯的发展

1977年7月,随着笫一次试掘材料在《文物》月刊的发表及遗址现场对外开放参观,人们从中获取的材料越來越多,不是“船台”是“宫殿”的证据材料逐渐增多。如据《秦汉造船遗址笫一次试掘》记载,1975年11月28日在Ⅲ探沟的滑板上发现一枚汉初“半两”銅钱。Ⅲ探沟东段清理出10多块印花大砖。砖上有大量残瓦片,有一个虽残却很清晰印有“万岁”瓦当。8还有木结构上的木柱(他们后來改说是“木墩”)顶端,留有黑色的炭灰,麦先生当初向参观者介绍时,还用放大镜照着看,说是“火烧留下的炭痕,不是氧化腐烂的灰痕”等。(但到后來他意识到这是关系到是“船台”还是“宫殿建筑”的关键材料而矢口否认。)9这样的证据材料说明了什么?难道还不能证明这是南越王宫殿烧毀倒塌散落在地面的建材吗?所以学者们面对这些新出土的材料,心中产生的疑问就会不断湧來,质疑的声音也逐渐增多。

1980年华南师范学院吴壮达教授在《华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年第2期首先发表他的貭疑性的文章《〈水经注〉的“水坈陵”问题》,对造船工场如何变成南越宮殿一角,提出疑问。

1981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船史研究权威学者周世德先生的船史硕士研究生戴开元在导师指导下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中首次公开对“造船遗址”说不。该论文从造船史、造船技术和古建筑学角度对“船台说”进行了全面否定,指出该遗址可能为木构建筑遗存。该论文受到有关专家广泛好评。

1982年第1期《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报》以《〈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说质疑》公开发表。

1982年12月,广州市地名学会副会长、研究历史地理的高级老师廖汝忠在《深圳特区报》发表文章《何处越王宮》,用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指出“昔日的越王宫就在中山四路北侧市文化局大院和儿童公园一带。1975年发掘的砖石走道上的各种大阶砖和万岁瓦当等,结合《史记》和《广东文献》等有关记载,认为遗址是赵佗称帝建的宫殿,不是“船台” 。在越王宫走道上发现的大量残瓦、木炭和成层炭屑及3―8厘米厚的红烧土,便都是司马迁所记述的“楼船(将军) 攻败越人,纵火烧城 的物证。

1984年戴开元在《舰船知识》上又发表《秦汉船台的真伪》一文,再次批驳“船台说”。同年3月,武汉水运工程学院著名船史研究专家席龙飞教授在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笫3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作题为“船史研究的进展与动向”的学术报告,指出所谓的“造船工场遗址与造船毫无关系。

1983年华南师范学院吴壮达教授在《广州研究》1983年第2期再次发表《“秦汉造船工场”遗址问题》,对“船台说提出8点质疑,认为遗址可能是高级建筑群的基础之物。

1983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笫四次年会在郑州宾馆召开,广东省博物馆文博专业考古学专家、、副研究员杨豪在大堂碰见参加全国篆刻家协会年会的黄文宽先生。黄老是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市文管会主持考古发掘者,曾极力提携、指导和带领麦英豪参加考古挖掘学习入门的专家。他见到杨豪谈起麦英豪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的定性问题,十分气愤和激动。认为“这是一桩学术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他说:“广州市秦汉间能够提供人建房居住地方都只有某人(指麦英豪)说是造船工场那一带。今那里都说是造船的地方,如这是真的话,那么全广州市范围都是水,难道当时的人都居住在越秀山顶不成?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岭南文史界一件大是大非的课题,有识之士都得起來辯论。”并表示他目前正在收集各方面意见材料撰文,并要求杨豪先生也参加论战。(笔者注:杨豪先生答应参加论战,他经深入研究,不久撰写了一篇长文《广州“造船工场” 实为建筑遗存》,分三大问题进行论述:一是遗存称“船台” 不符合历史实际,二是遗存是一组楼层建筑,三是建筑的性质试举。后來投寄《南方文物》,于1997年笫3期发表。)1983年冬,黄文宽在广东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在广东省科学馆举行年会上,旗帜鲜明地发表他的反船台说的观点。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主持人华南师范学院吴壮达教授、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黄文宽先生、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教授司徒尚纪老师、广东省慱物馆考古专业的杨栻挺研究员和广州市地名学会廖汝忠高级老师等10人。当大家议论到“秦汉船台问题 时,吴壮达和黄文宽都作了很有份量的讲话。吴壮达很明确地指出:“我怀疑被断定为秦汉造船工场的遗址,不是造船工场遗址,很可能是与番禺古城或广州古城有关的建筑遗址。”黄文宽则从历史地理的专业角度分析说:“秦代广州古城范围内,怎么会有-个造船工场?这里是历代广州古城地势最高的地方,怎么会在这里造船呢?如果在这里造船,人又居住在哪里呢?住在水底吗?”最后,他十分气愤地反问道:“如果广州有造船工场,人们岂不是都住在海底?阅年开始,黄老立即密锣紧鼓地四出搜集资料,积极撰文,可惜,天不假人,黄老有一天在天台淋花时突然不慎跌倒,从此臥病不起,不久便不幸去世,留下未完成的文章和遗憾。

1989年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李平日研究员等在其所著《广州地区笫四纪地质》一书中修改了他过去的认识,认为“该遗址之木头不是船台枕木”。

1990年华南理工大学龙庆忠教授在《羊城今古》1990年第6期把他最早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整理成文《广州南越王宫遗址研究》,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删節很多,以《广州南越王台遗址研究》正式发表。他根据古代王宫建筑及其所用材料的规制和比例,对遗址发掘简报建材实物和他现场所得自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是宮殿建筑不是船台的观点。如他选用遗址出土的鋪地用的压阑砖又称压阑石、阶条石(古称瓴甓即铺地砖及用此砖铺砌的路―裓)在春秋战国、西汉初期和东汉这三个时期的三种尺寸规格,及石板、筒瓦、板瓦等,进行对比分析,正式提出遗址中所谓的“木墩”和“滑道”应是建筑中的“柱”和“柎” 的学术观点。对这遗址的性质,他在文章六、结语部分说“我一直认为是秦汉之际的南越王宫、南越王台遗址。这类遗址的出土还属首次。”并富有预见性地提出它的发掘的重要意义――“于此可推见汉初长安所见的许多台以及西周、春秋战国及隋、唐、宋、元各时代的台的高度、边宽的比例和章、材等等,特别是与楚吴越的台、汉初长安甘泉的台或有较密切的关系。”并认为,该遗址“也有可能是南越王赵佗旳‘朝汉台’”。当时麦英豪先生看了非常恼火,曾召开记者招待会对龙文加以严厉批驳,他说“仅用出土某种或个别的建材大小为比例,去推论建筑物的大小,似难立论。”又说“用宋代的《营造法式》尺寸规制來申算遗址中发现的板瓦、筒瓦,只能说这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10究竟怎样“难立论”?怎样“不够科学”?麦文却没有拿出足够的理据加以论述和批驳,只能说明他对此古建知识和研究方法十分无知和缺乏,但又极端蛮横可笑。谁都清楚,对出土的“压阑砖” 和选取典型有代表性瓦及瓦当这些原始笫一手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从宮殿建筑富有规制标准尺寸入手,进行申算对照推断,作为突破口,求证还原历史真相,推论建筑物的大小,这是建筑考古学常用的研究方法,其得出的结论是科学的,也是全专业谁都没有异议的通用方法,麦先生怎能如此蛮横武断,把它斥之为 “难立论” “不够科学” 呢?

1991年华南师范大学曾昭旋教授在其所著《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书中,提出“木结构可能是古船台,也可能是干闌式建筑物基础” 

同年,广东省博物馆发表《广东考古十年综述》载《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提出“推测这处造船工场遗址很可能亦属宮殿一类的建筑基础” 

论辯的逆转一―“宫苑” 出土,“船台说”遭遇相互否定的“滑铁卢

1993年后,面对越來越多反对的意见,麦英豪先生担心自已的立论很多是靠主观推测的,不够“实在”。有不少问题尚未完全弄清,而且遗址仅揭露九分之一,九分之八尚不清楚,他明白“用仅知的九分之一來准确论证未知的九分之八是不科学的”。11况且1975年2月19日,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在听取他的汇报和试掘现场考察后,曾谆谆告诫他: “直接覆压在木结构上(注意:夏所长在这里非常谨慎不称“船台”而称“木结构”)的土层要做细。这对判定造船台废弃的时代至关重要(这句话隐含夏所长对遗址定性时间存疑)”及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醒他在进一步正式发掘时,“要尽可能把结构搞清楚,找到它的一点尽头也好,否则,对全貌和将來建博物馆都不好办,说不清楚。”12但麦先生对这两位前辈的指示不予重视,一直都借故不去弄清,或根本就不想把该土层做细和把木结构的尽头找到弄清。害怕一旦把土层做细和把尽头找到弄清,对“船台说”不利,自己难下台,故一开始就籍口以“楼宇压着难以拆迁及不能将儿童公园拦腰截断”为由,拒绝扩大发掘,弄清两位考古前辈提出的具有指导性、前瞻性的关键的疑难问题,但到后來儿童公园搬迁,扩大发掘,这两个难题不存在,具备可以弄清这问题的条件之时,他又想出新花招,提出新的借口:“熊掌和鱼难兼得” 。來忽悠大家,什么“南越遗迹要原地保护,当然就不可能再往下清理,(笔者问:为何不能往下清理?这么宽的范围难道不能选择一处往下挖掘清理弄清问题吗?)秦船台就难于揭露出來;如果要展示造船台,则必须把压在上面的南越遗迹移开。”到后來则直接把它覆盖填埋,不让反对者继续取证研究,自已也不去弄清这牵涉是否船台的两个根本问题。

麦先生更多想的,是如何设法维护好他的“船台说”立论。1994年6月25日开始决定再次对秦汉造船遗址扩大试掘,企图找到他所需要的船台“证据”, 但结果却是“事与愿违”:在CⅠN段的C2处又发现若干块对“船台说”不利的“证据”──“南越国宫署”的鋪地砖,(实质是“南越王宫殿”的铺地砖,他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免得遭到学者的直接质疑),13可是,《澳门日报》却不理会他的意图,而是以《穗发现南越王宫殿遗址,秦代造船遗址博物馆在筹建中》为题,以发掘出的确凿事实,对《广州南越王宫殿遗址》的存在,作了真实报道。透露出他无法掩盖这一发掘出对“船台说” 不利的真实信息,但又不能以此否定他的“船台说的矛盾心理。他怕继续扩大发掘会揭露更多这类考古真相的证据,把“船台说”驳倒,所以只好匆匆掘了部分,到发现第一号造船遗址的“横阵” 时就不再挖下去了,不考虑按苏秉琦先生的告诫:“把木结构的尽头找到搞清楚”。14转而引导媒体不再报导南越王宫殿的重大发现,而把公众及媒体视线,转移到对他提供的“秦代造船遗址”和一些虚张声势、毫无实际意义的所谓“遗址挖出十三朝文化层。”的关注上。大肆吹噓这些所谓考古新发现成果:“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发现令人振奋──各朝遗物一层层袒露,无字史书一页页翻读”(这是《羊城晚报》在头版的显著标题),《广州日报》则以“一部叹为观止的无字通史”为题,香港《大公报》以“一部立体岭南史书”为题。《南方日报》在文化大观版以“涛声渐逝城廓起─观广州秦代造船遗址试掘”作题,介绍秦代造船遗址和各地层的遗迹遗物。使大家尽快忘记令他尴尬的“南越王宫殿”的发现。然后便借口“无法对这样大型的木质遗存作脱水防腐处理而把“船台遗迹填埋掉”,让反对者对遗迹“望洋兴叹”,无法继续求真,获取更多证据材料。其次他还拟借助澳门“赌王”何鸿燊先生投资的力量,与市文化局合作,在其上兴建信德文化广场和秦汉造船遗址博物馆,把他的“船台说”的考古结论用政府批准兴建遗址博物馆的合法形式固定下來。让质疑的学者们对他“奈何不得”。

果然,在1993年3月,市文化局是否按他的意图,提出引进外资及利用大院6000平方米地皮,在造船台遗址处建地上48层、地下3层的信德文化广场大楼,麦先生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建议在造船台遗址处筹建《秦汉造船遗址博物馆》,宣称可以不花国家一分钱,又可达到保护文物的双赢目的。筹建工程项目计划报上去经上级批准正式纳入外资广场建设规划中。此方案当时还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领导的赏识,故进展十分顺利,连《秦汉造船遗址博物馆》的筹建领导小组、筹建办、发掘办等机构编制和人员配备都很快得到市编委批准正式成立,掛牌办公。麦英豪先生亲自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兼遗址发掘队队长,具体负责整个发掘工作和筹备工作。15他还申报国家文物局在广州现场召开专家论证会,麦先生以专家身份出席,积极参与,策划出具专家《论证书》,1994年8月6日,羊城晚报在头版右上方配发照片刊登“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发掘令人振奋” 的报道,麦英豪先生以著名文物考古学家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把它誉之为“历史文化名城广州的秦汉三宝” 之首,在他的吹嘘下,“广州秦造船遗址”成为广州各项纪念活动的热门话题之-等,以图通过这样的努力,建立“权力保护傘,”直接排斥各学科专家学者的介入、质疑和研究,从而可牢牢确立“船台说”不被推翻的话语权。他的这种种如意盘算计划在当时由于他善于自我宣传,故还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文物保护与开发双赢成功”奖,受到表彰。

可惜,聪明反被聪明累!

这场学术论辯的双方自此开始逆转,“船台说”者自我引入相互否定、无法自园其说的绝境。这是令他们万万意想不到的。

因为这个规划工程实施前必须向国家文物局申报批准,首先要在它周边进行考古发掘。如果没有什么重大发现,工程可依约进行,他的梦想就可实现;如有重大发现则要立即停工,规划下马,不仅他的如意算盘落空,广州市规划建设失败,还无端端向外资方何鸿燊先生赔偿近2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从1997年7月至1998年1月共7个月的对周边范围发掘中,果然不出所料:当初七十年代最早提出“宫殿说”的先辈学者们所断言预见,这里果真是麦英豪先生们所极力反对和否定的“南越王宫殿遗址区”, 绝不是他“指鹿为马”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在遗址南侧,麦先生他们在3370平方米(也有一说是3600平方米,还有一说是40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中,布列探方46个,挖掘43个,其余3个他们就不再挖下去了。――因再挖下去就会暴露出更多的事实真相。当然即使挖了3000多平方米的面积,也令他们不愿看到有如下的事实:发现了南越国御苑保存基本完整的一段长约180米的曲流石渠。以及连同他们在1995年又在距离“秦代船台”不远的忠佑大街西侧的电信局长话局综合大楼基建工地上发掘出一座南越王国时期大型石构水池,也就是后來被确认为的南越王宫苑的石构水池。国务委员李铁映得悉后,十分重视,立即致信朱森林省长和黎子流市长,要求他们关注此事。曲流石渠遗迹与石构水池等经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多学科专家组鉴研,被确认是南越王宫御花园,认为这是一处文物价值甚高的遗迹。据我们推测,由于秦船台的价值不能与它相比,所以上级下令必须在原地原状保护,原批准筹建信德文化广场及电信局长话局综合大楼的基建工程项目必须下马,立即停工。按合约规定,赔偿外资1亿多元人民币的损失。经市编委批准成立的合法单位筹办“秦汉造船遗址博物馆”也随之泡汤,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何会这样?麦英豪是心知肚明,但却无法向人们交待。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这一事件的真相即使麦先生再隐瞒,也瞒不过学者们的锐利眼晴。 “船台说”者一再坚持自已的这-考古观点这一次的确造成了广州市城市规划工作的严重失误和经济重大损失,令学者们非常气愤。

2000年6月12日,《广州日报》发表了记者刘平清采访各学科专家们的报导文章,在以《中国古建筑界船舶研究史界地理学界考古界顶尖高手将云集羊城挑战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定论》的大标题下,有一段小标题《假如当初南越王御花园旁地下不定为船台遗址广州将避免损失过亿元》把此事揭露了出來,作了报道。报道说“如果1975年、1994年的发掘不定位为船台而是南越王国建筑遗址的话,国家文物局是否会同意在这一地带批准兴建大厦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著名规划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副主任孙一民教授说:“从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论,秦代船台占用面积不会太大,其意义也不如南越王国宫署、宮苑的发现那样大,因此国家文物局才会批准这一地带兴建大厦;但如果定位为建筑遗址,引起的关注要大得多,可能就不会有后來的房地产开发,也就可避免那笔损失了。”16这一事实充分说明秦汉时期不可能同时在这王宫区域内的御花园里建造或继续保留“造船工场”。这是不用专业知识,仅凭生活常识即可判断的问题。有人曾生动地比喻说,“南越王宫殿及御花园”的意外发现,使“船台说”遭遇无法自园其说、互相否定的“滑铁卢”,给了“船台说”以“致命”的一击。所以人们期待着麦先生能认识“船台说”定性的错误,吸取教训,使这场争论从此画上句号。谁知麦英豪先生却没有勇气承认并改正錯误,他背负着的众多荣誉、地位包袱实在太重了。他明知将遗址遗迹定性为秦汉时期是错误的,是与南越国宫殿和御苑同时同地存在,是讲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在申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时,不向学术界公开承认错误,却偷偷地把自已坚持多年不改的遗址定性“秦汉造船工场”,删掉汉,变为秦。将工场二字也删掉。就可知他内心在当时是多么矛盾而被迫作出调整的状况。为了使原來坚持的“船台说”继续“合理”存在,1999年他与夫人黎金和他推荐提拔的“学生陈伟汉在广州市文化局编的《广州秦汉三大考古发现》中发表《秦代造船工场两次试掘综述》一文,提出“秦船台”与“南越王宫殿及御花园”是分属上下叠压关系的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文化层,船台早于宫署,建宫署时用山冈土把造船工场填埋了,上下层的性质各不相同。”他们用如此说法,试图自园其说,死撑“船台说” 的错误。引起学术界更大的质疑、争议。

2000年6月6日,正在博罗参加先秦墓葬遗址发掘工作新闻发布会的专家们,在探讨古缚娄国问题的同时,也热议广州南越王御花园下到底是不是秦代造船遗址?曾任广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徐恒彬研究员在专家们的热议中,甚至气愤地提出,称“秦代造船遗址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冤案”。16B      

2001年12月8日至9日,由中国造船工程学会船史研究会、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广东省造船工程学会、广东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交通学院、中国第四纪热带、亚热带环境委员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武汉造船工程学会和武汉理工大学共同发起组织主办的“秦代造船遗址真伪学术研讨会”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会议厅隆重召开,來自国内外50多位造船史、古建筑、考古、历史地理、环境、规划、文物等学科专家提交了论文,并邀请持“船台说”的学者也参加研讨。会议通过了十个学术团体致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市长林树森的信。与会绝大多数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针对“船台说”提出的论点论据,作了学术性论辯,一致否定了“船台说”。认为该遗址是南越王宫殿遗址,所谓的“秦船台木结构”,其实就是南越王宫殿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汉武帝派遣的楼船将军路博德率领的楼船水军和杨仆率领的一军攻入番禺城内焚毀宫殿后留下來的建筑下部的“地基”遗迹,以及地面建筑体遭火烧塌、散落地面的万岁瓦当等建材。会后论文结集,饶宗颐先生应邀题写了书名:《〈广州秦代造船遗址〉学术争鸣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自筹资金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在学术界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之前请來的鉴研确认船台的专家没有一个站出來撰文替他的观点辩护。我曾电询麦先生曾邀请鉴研遗址的十三位顶尖专家之一、建筑学界权威罗哲文先生,请他对专家们在广州召开的秦代造船遗址真伪学术争鸣研讨会怎样看?结果,他非常鲜明地肯定地对我说“研讨会应该开,开得很好,表示祝贺” ,并说 “我在6年前已改正对船台的看法了,不提秦代造船遗址,也不提南越王宫署遗址,而称南越王宫苑遗址”。16A

广东省博物馆长、参与南越王墓考古发掘,任发掘队副队长的考古专家杨式挺在研讨会上也表态说: “我改正了过去对船台的看法,不再同意‘船台说’ ”。16

但,麦英豪先生却不冷静认真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反思自已的观点。为了反击反船台说的学者,麦英豪先生利用他手里控制及掌握的“公权力” “公共资源” ,在2001年12月动用公款数十万元支付,由广州出版社出版他一手策划的《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该书除重复过去他撰写发表过的发掘简报、鉴研过程外,还收入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界老前辈杨槱院士教授两篇文章和中山大学当年带1975届工农兵学员参加发掘的曾骐教授一篇文章,其余就是他与他推荐提拔的“学生”所长冯永驱合署的《序论》以及他培养提拔的几位年轻人冯永驱、全洪、陈伟汉、李灶新及他的夫人黎金针对杨鸿勋、邓其生和席龙飞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的文章的读评。其观点全是过去他说过又说的旧说法。唯一有点“新”的地方,就是对学术研讨采取如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办法“施压”, 并用污蔑杨鸿勋先生的人格,造谣攻击他说:“联想到1997年杨先生在西安唐含元殿复原问题上弄虚作假,而今又在秦造船遗址上歪曲真相,虚构惑众,这是为什么?实在令人费解。”完全没有学术探讨的味道。(为揭穿麦先生对他施行人身攻击的谎言,杨先生事后作了一点小回应,加以澄清。他说:“此书的重点是对认真和‘船台说’ 商榷者的诋毁,以便削弱商榷文章的影响。麦先生大概以为重提若干年前我对‘含元殿遗址’ 有不同意见而招致对我进行公开诽谤-事会有助于他学术争论的无奈,其实只能事与愿违。那年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并没有达到她的目的。16)在《小议〈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 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麦英豪、冯永驱二位先生撰写的序论以及该书的若干文字,很不实事求是,而且都十分感情化。我为已拨乱反正这许多年之后还残存这样的学风而感到痛心。我介入考古学界近三十年來,为了深入研究问题,曾发表过不少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意见,-般都是很正常的学术讨论。与杨宽先生关于‘墓上建筑’ 的讨论算是最针锋相对的了,然而却是非常友好的学术争呜,絲毫不伤害感情。在此前,唯有一次我发表了不同意见招致对方的恼怒,以致对我发起公开的诽谤,那就是关于唐大明宮含元殿发掘与复原研究的问题。那时在前台的对象是个晚辈,我本无意作任何的答复,由于朋友们的敦促,我才在事过一些时候之后发表两篇说明真相的文字〈详见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编《建筑历史与理论)2000年笫六、七合辑刊载的我的这两篇附录文字) 。以便关心此事的先生们有所了解和存照后人。没有想到的是,过去经常专程到北京‘请教’ 我的这位‘老兄’,现在在与他关于‘船台’ 的讨论竟然也招來与那次‘含元殿’ 问题同样的回应。以致于他在学术论辯极端无奈之下,使出这招诽谤别人的卑劣手段,以便蒙骗不明真相的人。”例如,他在《序论》里,对遗址定名更改问题,就表现出完全没有一点学术探求的诚意。明明是他定性错了需要更改,却不敢承认是错。(麦英豪在1977年笫4期《考古》发表的《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初步推论,把遗址毫无根据地定性为“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后又不公开认错,而是偷偷摸摸地向市省文化主管部门和国家文物局删改。当人们发现指出时,反而气势汹汹地把杨鸿勋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的《南越王宫殿辨一与“船台说”商榷》的长文,讽刺为“奇文”。把杨先生举出22条学术探讨的质疑意见说成是“指鹿为马”, “由于不尊重事实而导致歪曲事实”等。把十个学术单位联合举办的“广州秦汉造船遗址真伪学术研讨会”,污蔑为“对二十多年前的一场考古发掘要进行清算和审判”。把大会诚邀他们参加研讨说成是把他们逼入“陷阱等等。与麦先生数十年的同事、广州考古研究所已故副研究员陈以沛先生对他的学术不端的行为也深有体会,在会上对他作了详尽揭露:如麦氏宣称所谓“船台定性是前后经过26年的发掘、鉴研,十三次现场论证才作出的权威结论” “结论严密权威,”等等,其实这完全是夸大其词的说法。他说“从翻阅《纪事) 《市文化局办公纪事) 所载的日期可知,其结论是自首次召开鉴研会就认定是船台  ,到造船遗址领导小组的成立,也只有几个月而未满周年。这不是早就为“船台”定性了吗?何有经过26年、13次鉴研会这么漫长的岁月?而且参会专家意见并不一致,有赞成者,亦有否定者。如从参会记录可知,经列名先后出席鉴研会的还有曾昭璇、郑祖良、张荣芳、丁健达、莫伯治、杨槱等。粗粗点算前后参会的约有三四十人左右,客观地说,与会者既有赞成船台遗址的,也有否定船台说,如龙庆忠、曾昭璇、杨鸿勋等,他们不但是坚定反对船台说者,而且有长篇论文或多篇论文否定船台遗址,并很早提出是赵佗时代的帝王宮殿宫苑遗址的根据。但是《纪事) 中的字里行间,似乎都表述这些赴会者都是赞成船台遗址的专家,给人印象是每次鉴研会都一致以‘船台’ 作定性。这与实际的差距就很大了。但麦先生却说经13次鉴研通过,似乎造成“一致” 通过的错觉。况且同意者大都只是口头表态,没有文章发表,反对者却有多篇论文发表。麦先生还利用他的职务之便,用公款出差坐飞机上京向各级领导大肆“吹嘘” 他的“ 船台”遗址观点,大做公关工作。对不同意见的学者,则大肆排斥、打击,并垄断和封锁有关船台发掘和申报等的原始记录“资料” ,不让求真学者接触借阅 

论辯的收场一退无可退之最后“王牌的破灭

经过二十多年漫长的学术论辯,“船台说从开始时否定“宫殿存在,到承认“宫殿出现;从1975年发掘之初一直坚称 “秦汉定性无错,到1994年突然悄悄“删汉和删工场”改称“秦代定性。 “宫殿说”在学术论辯中步步追辯,“咬着青山不放松”,“船台说”節節败退,以至退无可退,到最后只剩下一张他认为是最“坚”的“王牌“宫殿覆盖船台论”。

这张“王牌是麦英豪先生于1999年在《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中提出來的,是“船台说”最后的“救命稻草”。所谓“宫殿覆盖船台”,据其宣称,是因为“造船遗址是被一层山岗土覆盖了的,其上面被宫署、宫苑压着。”以此表明宫苑与船台上下两层的关系,是由一层回填的山岗土隔开着而区分得清清楚楚。谁要是不同意这一看法,谁就是“不理解考古地层学”,或是“蓄意搞乱地层关系”,“肢解地层结构”,“臆断地层性质”,“虚构遗迹现象”等等。17因此,这层回填的红色山岗土成了是否区分,或有没有区分宫苑、宫殿与船台上下不同文化层的关键。

但是他的这种解释,依然矛盾重重,漏洞百出。学者们根据他发表的材料,很快便看穿了他百般辯解却又十分无奈的心理。

首先是这层回填山岗土的厚度,麦先生有意強调它。在发掘报告中,其数据前后不同,1976年笫一次发掘报告称其厚度为40一70厘米181999年出版《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和《广州文物考古集一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时却悄悄改为70一90厘米。19尤其是在他们批驳反“船台说”的文章时,特意強调有1米厚。甚至说有5米厚。20难道科学的发掘数据可以随意更改的吗?究竟真实的厚度以哪个为准?

不仅对这层回填山岗土的厚度造假,其宽度,学者们也发觉他也常随需要做“手脚”,一直说“谎话”。

杨鸿勋先生在《小议〈广州秦造船遗址论稿专辑〉》一文中,把麦先生“做假”的地方揭露了出來。他在文章二最要害的一张地层剖面图揭穿了(麦英豪先生说的)“红黄色亚粘土”覆盖“船台”的臆造(图1)中说:“《广州秦代造船遗址试掘简报》和以后的材料都为了强分地层,表述中造成“红黄色亚粘土层”普遍覆盖“船台”的假象,……当我看到难得一见的非卖品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附有的地层剖面图(附《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里的《地层剖面图)暴露了真实情况,即覆土仅限于“船台”边缘一带。”而不是全覆盖。“这便明确显示出这种叠压是同一时期施工程序的先后,而并非两期的叠压。”21

笔者数十年与麦先生同属广州市文博系统工作,对遗址的学术论辯的來龙去脉等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对麦先生本人也十分了解。在这次大会论辯中,我运用多学科还原历史求真学的方法,驳斥了麦英豪先生的强分秦代“地层覆盖说” 。在《我对船台说立论基础的看法》一文的“(五)‘宫殿覆盖船台’,船台就是宫殿的基础”中,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方法,用麦氏亲自执笔发表的发掘材料,來说明、分析和否定他的结论,结果,击中要害,令他无言以对。我曾问麦先生,根据地层学对地层的划分标准,是不是真的如你们所言,把遗址划分为7、8、9层?――即:7层为南越国时期层(包括7C回填土层,7B建筑遗址层,7A走道及建筑物被毁后形成层);8层是西汉初年堆积层;9层是秦代船台遗址层?但据《考古工作手册》说:“文化层是由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即建筑物的骨架部分和反映居民物质生活基本方面的物质文化遗存所构成的” 。若按此标准來分析你的地层划分,你对地层的划分就是不科学的。因为7层南越国时期层和8层西汉初期层难道不是同属西汉南越国时期的文化层吗?为何要人为强分为两个不同时期文化层?事实上,据发掘报告称,它们均出土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物:陶器、瓦、印花大阶砖和三棱銅箭簇等。这些都是同一座建筑物骨架部分和居民物质生活基本部分的物质文化遗存物。21A既然这两层出土物都相同,为何要硬分为不同文化层?所以事实证明,7层与8层应同属西汉南越国时期的文化层。再來看看8层与9层是否相同时期文化层?据麦先生撰写发表的发掘简报称:造船台“所出板瓦、筒瓦及少数米字纹陶片等都与笫8层所出相同” 。还有出土与7层和8层一样的銅三棱箭簇很多,以及9层还出土有与7层、8层相同的云树纹瓦当、云纹瓦当,以及绳纹筒瓦和压印宽弦纹板瓦,还有印方格纹、米字纹,腹部饰宽弦纹和粗篦纹的陶罐、陶瓮等。这些出土物,均与西汉广西合浦县亷州镇草鞋村汉窑群工场和武夷山城村发掘出土的闽越王城出土的相类,尤其是云纹和云树纹瓦当在闽越王宫殿建筑上得到佐证。21B请问麦先生们,既然7层、8层和9层都出土如此大量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同类型文物,为何要硬分出秦代与西汉南越国时期文化层?也许麦先生们会申辯说,9层出土有秦代半两钱、一号船台大枕木上有“东囗八” 三个秦代小篆带隶法书体的刻字,在木料加工场也出土柲的漆皮残片上有针刻“丞里囗” 三字。 “丞” 为秦始置的佐官等的物证,(麦先生曾引用《汉书百官表》载,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职甲卒。丞下面的“里囗” 似属丞的名字作推测) 。证明9层是秦代文化层。我经深入研究,答复的是,半两钱为战国秦及西汉初的钱币。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鋳五銖钱后,半两钱才正式废罢。也就是说,出土的秦半两钱不仅秦用,西汉南越国时期仍沿用,故不能单独作为秦代物证。更何况1975年11月28日你们在探沟的滑板上,即笫9层你们所称的秦代地层,发现一枚汉初半两銅钱。这一证据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你们硬分的秦代地层实质就是西汉地层吗?更有力的证据是,在同一天,在探沟东段清理出10多块印花大砖。砖上还有大量残瓦片,有一个虽残却很清晰印有“万岁 瓦当。难道秦代地层可以有汉代的半两钱、大量印花大砖和残瓦片及万岁瓦当吗?“东囗八” 三字的小篆带隶法书体叫古隶,虽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衙县獄吏,后用为御史的程邈始创三千字,(也有一说不是,是秦武王时期创制。)不管如何说法,这种秦隶书体,真正盛行却是在西汉,据书法史家研究认为,古隶的流行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309年至公元前111年,即从秦武王时期至汉武帝(元鼎六年)晚期。但实际上它存在的时间还要更长,公元前52年的丞相御史律令册(汉24) 还是古隶体。也就是说,秦及之后这种书体一直延续使用至汉武帝时期止,包括整个南越国90多年都在使用。而且观“东”和“八”这两字的刻法.是较草率的体方笔直字体,接近汉初及南越国时期的古隶,不太类草创期的秦隶。故不仅不能单独确定是秦代独有的物证,甚至它是西汉南越国时期的秦隶物证更有可能,更为合理。由于它是刻在“一号船台大枕木上” 的三个字,我推测它是作为标记这枕木将放在建筑物的什么位置的编号,不会是别的什么意思。如这推测是对的话,那就更证明这不是“船台物证” ,而是“建筑物证” 。至于“丞里囗” 是什么意思?“丞 究竟是指丞相的“丞,还是指皇宫后宫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帝及后宫共养的少府的属官“六丞” “丞”?我看,这“丞” 字,不可能指丞相的“丞” ,因这兵器或器具柄的漆皮上针刻的 “丞理囗” 的意思 ,难道会是指它由“丞相”  负责打理的吗?显然不可能,而应是掌管宫廷各种事务的“六丞” “丞” 负责打理才符合常理 。即或指掌供御服的御府令丞,负责在殿中主发书的尚书令丞,主御膳食的太官令丞,掌内廷事务的中书谒者令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的都水长丞等。所以怎么可以拿这三样出土物來强调秦代而忽视汉代及南越国时期仍继续使用的历史事实呢?依我看,这“丞” 字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极大可能应该是指后宫掌管供养的少府下属“六丞” 才较符合实际,因为7、8、9层实际就是南越国宫殿后苑一体建筑层。结合9层还出土有西汉及南越国时期的各种遗物,按照地层断代的原则,即:当地层出现有早期与晚期遗物时,不应定为早期而应定为晚期。因为晚期的地层可以有早期的遗物出土,而早期的地层却绝对不可以有晚期的遗物出土。所以9层不应定为秦代而应定为西汉南越国时期,麦先生强分秦汉地层覆盖论是完全不符合发掘事实的,因而不能成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研究员,也就是麦先生请來鉴定遗址定性的十三位“权威”专家之一的,他在中国秦汉考古学术研讨会上,也不赞同麦先生的秦汉地层复盖分开说,明确表示在秦汉时期的地层中,不能强分出秦地层來,认为强分秦地层这样做“是危险的”。 我知道后曾打电话问他:“看了你有关不能强分秦汉地层观点,是否这也间接否定了麦英豪的秦汉 “地层覆盖说” ?”他听后对我“哈哈” 大笑起來,却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明白他的处境,是不便直接表态。

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徐恒彬研究员也撰文驳斥麦英豪強分秦地层说,他在《关于“广州秦代造船工场遗址”的一些疑问》中指出“既然发掘者是以地层为依据确定遗址的年代为“秦汉”,是不是后來又发现了新的地层变化,不然为什么随意改变原來依据地层断定的“秦汉”时代?是“别人不懂地层”,还是“另有蹊跷?”他接着又说:“从考古断代的科学要求來说,断为汉代南越国时期比断为秦代更符合实际。考古科学认为,地层出现了晚期的东西,就要断为晚期,而不能依据有早期的东西出土而断为早期。因为晚期的地层会有早期的遗物出土,早期的地层不可能有晚期的遗物出土。这是考古科学的常识。22

关于麦先生所强调的“船台上有叠压南越宫殿”说法,各个学科的专家都纷纷从自已学科的角度撰文予以进一步驳斥。其中杨鸿勋先生的批驳最直接、理据最充分,可说是“一劍封喉”。他说:“‘船台’遗迹上塌落许多宫殿所用的‘万岁’瓦当、木构焚毀后的木炭等等建筑物上部焚毀的遗存,这一点没有争议,建筑考古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宫殿建筑上部遗迹犹在,则压在下部的结构遗迹必然仍有保存。现在的问题是,建筑下部,至少是基础部分的遗存是什么?麦先生无法指出,因为下部仅有的宫殿木构基础部分遗迹,被他说成是‘船台’了。”所以,他说:“其实向题非常简单,只要承认上部是南越宫殿遗迹,则下部被叠压的木构必然是宫殿基础等底部的遗存,决不存在另外的什么船台。23

我在《我对“船台说” 立论基础的看法》一文中也指出,“当然,‘船台说’ 者有意增厚这层‘回填土’ 的厚度,其目的是明显的,可以更加清楚地把宫殿建筑与‘船台’ 分隔开來,使人们相信他们所讲的‘上下地层的叠压关系’ 更加明显,不容混淆或搞乱。谁知这却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宮殿与‘船台’ 木结构物的关系尽管中间隔了一层怎么厚的‘回填土’ ,也是分隔不了的。它们实实在在就是密不可分的上下一体工程的关系――‘船台’ 就是宮苑建筑的基础部分的残存。宮苑建筑虽然倒塌了 (即建筑的地面部分倒塌) ,但埋在土里的基础部分却是仍然存在,不会消失的。如果不信,那么请问麦英豪先生:‘宫苑建筑的基础残存到哪里去了?在笫7层?在第8层?你能找出在这两层中的任何一层吗?如果找不到的话,结论只能是一个:即笫9层的所谓船台朩结构遗存,是宮苑建筑基础残存 23


五 多学科专家通力合作,举办大型研讨会,深入求证,一致否定“船台说” 

为了彻底弄清这一古遗址是什么性质古遗址,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全国民间集经费召开、多个学科的著名学术组织联合发起、在广州举办了两次大型学术研讨会。來自全国各地多个学科专家、学者云集广州,经过认真研讨和科学论证,进一步确证这一古遗址的原定性是錯误的,应为南越王宫殿及宮苑遗址。并曾以数十位专家签署联名写信的形式,把会议的学术成果,分别 报告给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州市委书记黄华华和市长林树森等先生。报告给广州市文化局和广东省文化厅,要求由政府主导召开各种学术看法的各学科专家学者研讨论辯会议,把覆盖填埋的船台遗址重新挖出來,公开展示,开放给学者研究取证,弄清确实遗址性质,通过法定程序,把原定性的錯误改正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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