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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精英

选定一条,就是要跟毛主席走

时间:2021/6/16 13:29:42  作者:*  来源:网络转载  查看:2576  评论:0
内容摘要:罗荣桓:“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毛主席走”“在我这一生中,有一条是做对了,那就是坚决跟着毛主席走”罗荣桓与毛泽东有着几十年的交情。他与毛泽东既是信仰相同、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又宛如弟弟与兄长。罗荣桓与毛泽东认识,也如陈毅那样,开始只闻其名,没见过其人。不一样的是,罗荣...

罗荣桓:“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毛主席走”


选定一条,就是要跟毛主席走

选定一条,就是要跟毛主席走

选定一条,就是要跟毛主席走

“在我这一生中,有一条是做对了,那就是坚决跟着毛主席走”

罗荣桓与毛泽东有着几十年的交情。他与毛泽东既是信仰相同、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又宛如弟弟与兄长。

罗荣桓与毛泽东认识,也如陈毅那样,开始只闻其名,没见过其人。不一样的是,罗荣桓在青年时期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总与毛泽东相隔咫尺,尽管他与毛泽东见面是在知道毛泽东名字8年后,但他这8年的足迹似乎总是追随着毛泽东,最终两人在战斗中相遇,并由此开启罗荣桓的传奇人生。

“就是因为他老实”

1927年9月19日,罗荣桓在军人大会上见到毛泽东后,很快便与他有了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

会后,部队下午便要离开文家市,向着罗霄山脉进发。特务连连长朱建胜是浏阳人,熟悉当地情况,师部分配特务连去打前站。朱建胜招呼罗荣桓一起来到了文家市街上,准备一边吃点饭一边打听部队的前进道路,便来到了14岁的杨勇家里。

朱建胜同杨家很熟。他向杨勇介绍了罗荣桓,说他是师部的参谋,原来是武汉的大学生,然后自己去买菜了。罗荣桓坐下来后,便向杨勇详细打听去上栗市的道路。等朱建胜回来后,两人吃了饭就上路了。

按师部原来的计划,部队到上栗市后便折而向南,过萍乡,进莲花。朱建胜和罗荣桓到达上栗市后,听人说萍乡街上和车站都驻扎了军队,觉得情况不妙。当毛泽东等人率领大部队到达上栗市以后,两人立即将此情况向师部报告。

毛泽东随即决定,部队转向东南,经小枧去江西。

对于这次行军路线的改变,黄瑶认为罗荣桓向师部汇报时与毛泽东发生了直接的面对面接触。

据杨勇回忆,(罗荣桓与毛泽东)可能是通过朱建胜认识的。当时的起义军准备从文家市撤退到萍乡,派朱建胜和罗荣桓探路打前站……这次探路的结果,朱、罗发现萍乡街上和车站驻满了军队,所以起义军改变了行军方向,未到萍乡。估计这期间(罗荣桓)和毛泽东可能发生了联系。

9月29日,部队摆脱敌人尾追,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在这里,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整编中,罗荣桓担任特务连党代表。三湾改编时,师长是旧军人出身的余洒度,他的手下还有一批亲信,参谋长等人也都是他的部属。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地进行改编,有人说:“宛希先、张子清、曾士峨、罗荣桓等人坚决支持毛泽东,才稳定了这支队伍。”此话有一定的道理。

三湾改编中毛泽东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连以上各级设立党代表,把“部队完全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罗荣桓是毛泽东三湾改编时部队整编为7个连的7个连党代表之一。而毛泽东在部队中倚重的就是党代表。

毛泽东为什么让罗荣桓当党代表?林月琴回忆,1937年她与罗荣桓结婚后,一次毛泽东与她谈话时披露了原因:

主席亲切地向我说起了荣桓的经历和为人。荣桓1902年出生在湖南衡山县鱼形南湾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青年时期,为了追求真理,曾先后在长沙、北京、青岛、武汉、广州等地求学。1927年,在武汉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敗后,他组织了鄂南通城、崇阳的农民武装暴动,后来带了100多人和枪,到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有些人在艰苦的斗争面前灰心动摇,少数人已经不辞而别了。荣桓坚定地留了下来,被任命为连党代表,跟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毛主席讲到这里说:“为什么让荣桓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

其实,这时毛泽东与罗荣桓接触不多,“老实”的评价却很准确。毛泽东说罗荣桓的“老实”,不是说他木讷、笨拙、反应迟钝,而是指他对党忠诚、做事认真、工作踏踏实实。因此,罗荣桓成为毛泽东信赖的七名党代表之一。

当部队到达酃县水口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带着党代表,亲自在团部发展了赖毅等6名党员,罗荣桓也在列。赖毅中将后来回忆:“临走时,毛委员又叮嘱各连党代表,回去后要抓紧发展工作。”罗荣桓把毛泽东的交代记在心上,立即在特务连认真贯彻这项工作。

仿效毛泽东已做出的榜样,在途中,罗荣桓除做宣传工作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连队建党上。当时,特务连除罗荣桓、曾士峨和副连长张宗逊外,一个党员也没有。为了迅速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罗荣桓行军时一面帮助战士们背枪,一面同他们拉家常,了解情况,物色和培养发展对象。很快,罗荣桓熟悉了全连每一个战士的经历、家庭和思想状况,并从中选择了8名发展对象,让他们填写了入党表格。

10月初,天气逐渐寒冷,战士们还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毛泽东带领部队向江西省遂川县方向展开游击活动,以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22日,部队进驻遂川城西的大汾镇。晚上,罗荣桓在特务连举行第一次入党宣誓仪式。

会场选在一个阁楼上。罗荣桓早早就来了,招呼8名新党员在条凳上就坐。随后,毛泽东在曾士峨、张宗逊等陪同下来到了会场。入党仪式开始后,罗荣桓首先解释三个英文字母C.C.P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缩写,又讲解了入党誓词的意义。接着,他请8名新党员逐个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入党动机,然后请毛泽东带领大家宣誓。

党员们都站起来,举起右手,跟随着毛泽东逐句宣读誓词。

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作了讲话。

罗荣桓在特务连发展党员之举,获得党史界的较高评价:“毛泽东和罗荣桓等党代表在水口、大汾等地发展了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才开始落到了实处。”

入党仪式结束后,罗荣桓和曾士峨送走了毛泽东,然后交谈了次日的工作。谁知两人刚躺下,枪声就响了起来,敌挨户团发起了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激战到天亮时,山下到处是敌兵。毛泽东下令分散撤退。罗荣桓率特务连(即4连)掩护毛泽东转移。后来罗荣桓回忆:

当时4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1营集结的任务……

4连一共剩下30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1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

这是毛泽东与罗荣桓一次共生死的经历。黄瑶把当时他们的“艰难”和“狼狈”情况描述得更准确:

10月22日,部队在江西遂川县的大汾宿营,次日清晨,战士们还没有醒,突然枪声大作,四周都是敌人,队伍遭到了敌人的袭击。这时罗荣桓和连长曾士峨带着特务连迅速撤退,一口气跑到黄坳,一路上只剩三四十人,里面就有毛泽东。停下来了,战士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地上,又渴又饿。搞点饭吃吧,结果呢管伙食的也跑丢了。大家就凑点钱到老乡家买饭吃。买来的是一些剩饭和泡菜辣椒,大家就用手捧着吃。毛泽东穿着长衫,就用衣襟兜着,用手抓着吃了。当时的情景未免有点狼狈,吃饱后,毛泽东首先站起身来,向空地走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了,我站头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罗荣桓立即入列,自动向毛泽东看齐。曾士峨也双手握拳,跑步走到指挥位置,下达了“立正”的口令。战士们被感动了,他们抬起头来,纷纷提枪入列。后来张宗逊带着一排人也赶到了,罗荣桓要张宗逊护送毛泽东先走了。

在秋收起义后向着井冈山进军的途中,这支部队经历了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师长余洒度出走,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等人叛变等事件,但是,罗荣桓与宛希先等党代表则是维护毛泽东正确领导的中坚力量,因此毛泽东每次总能力挽狂澜,使这支部队战胜各种艰难,最后到达井冈山,并与袁文才、王佐等人领导的当地农民武装结合,在井冈山落下了脚,从此面貌焕然一新。

这时罗荣桓和毛泽东已经十分熟悉,交往很频繁。1928年3月,毛泽东带领部队在酃县中村整训一周,罗荣桓调任3营8连党代表。在整训中,罗荣桓时常请毛泽东去讲话,“毛泽东是一请就到,到了就讲。他的讲话很风趣,深入浅出。他一讲话,部队就好带了。当时部队一天5分钱的伙食钱也不能保证,已取消发饷。而毛泽东的讲话比发饷还更受战士们的欢迎。”罗荣桓到8连不久,全连面貌发生明显的变化。

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在宁冈砻市会师。随后,两军宣布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罗荣桓出任第11师第31团3营党代表。按照黄瑶的说法,“28团和31团是全军主力团”。红28团是朱德率领的主力,红31团则是毛泽东率领的主力,罗荣桓在3营担任党代表,即毛泽东率领的主力团的骨干。罗荣桓也成为井冈山红色根据地和我军的创始人之一。

“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我倒霉”

1963年毛泽东曾对人说:“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我倒霉。”毛泽东的话表明了他对罗毛之间个人感情的一个看法。

长期研究罗荣桓元帅的党史专家黄瑶说:

这个话(即“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跟着我倒霉。”)是王力回忆的。王力说是1963年12月16日他陪同毛主席去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时讲的。王力的话虽是孤证,但联系当时的情况,我认为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在历史上,罗荣桓确实随着毛泽东政治上的升降而起起落落过。黄瑶说:“1931年底,毛泽东就慢慢地离开了工作岗位,罗荣桓也就越来越不行了。”从罗、毛的工作经历来看,两人之间的这个“政治命运成正向比曲线”真实存在过。

1931年11月赣南会议,是毛泽东受王明“左”倾路线的“第一重击”。有关亲历者后来回忆,会议对毛泽东的批判,连记录员都记不下去。会上,毛泽东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职务,转做政府工作,离开红军部队。

罗荣桓是否参加了赣南会议,是否有过发言,尚未找到有关资料。但是,“罗荣桓对当时王明路线是不满意的”,这一点是肯定的。由此,可以去推论:在这场斗争中,罗荣桓是毛泽东路线的支持者。

红军在“左”倾路线指挥下攻打贛州失败后,1932年3月,主力分成中、西两路军向北发展,再去夺取其他中心城市。毛泽东反对这种做法。反对无效后,他选择了与林彪、聂荣臻和罗荣桓指挥的中路军一起行动,并在部队中发挥了他对干部们的影响力。

攻打赣州的失败,几千名红军战士的鲜血,已经使毛泽东十分愤慨。行军途中,毛泽东一再建议改向闽西。这一建议,得到了中路军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的支持。

这其中也包括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支持。

3月21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向中革军委建议:“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获得周恩来等人的同意。随后,这支部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东进。

罗东保将军后来回忆:

1932年间,部队住在福建长汀,准备打漳州。罗主任白天忙着开会,参与毛泽东及聂政委制定作战计划……眼睛都熬红了。

罗荣桓以他扎实的工作作风协助毛泽东等人,结果,东路军打下了福建漳州,之后威逼厦门,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并且将获得的一批银元支援了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

但是,10月的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矛头主要是指向毛泽东。会后,毛泽东请假养病离开部队,并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随后,支持毛泽东的邓小平、毛泽覃等干部遭到批判和打击。罗荣桓也接到调离工作的命令。

这时第四次反“围剿”大战在即,红一军团政委和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向红军总部发报:“大敌当前,我们请求罗荣桓同志工作不要调动”。总部同意罗荣桓暂时留在红一军团,但是“缓调”。

1933年春,罗荣桓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一结束,尽管聂荣臻等人竭力挽留,但“左”倾路线者还是坚持罗荣桓非调走不可,4月14日,罗荣桓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

关于这次工作变动,与他共事过的罗瑞卿后来回忆说:“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时候,王明一伙曾经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罗荣桓同志打成‘宗派主义者,撤销了他的职务。”

时为红军师级干部的刘道生后来也确认了这一点:

罗荣桓同志原来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红军中是赫赫有名的首长,宁都会议以后,因为他跟随毛泽东同志,被指责为“经验派”而撤职了。

罗荣桓因为毛泽东才被调离。但是,他在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岗位没待多久,六七月份又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巡视员,按照黄瑶的说法是“没职务了”,随后,他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主要负责“扩红”工作,即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家的青壮年劳力参加红军。

在这一段最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坚定的党性,不支持脱离党的领导的一切行为(方志纯回忆)。而罗荣桓在脱离领导岗位受排挤的日子里,也表现出严格的党性,组织上交代他去“扩红”,他在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一次“扩红”3000人。1934年1月,党中央宣布将他与罗迈、毛泽覃等人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红”突击运动光荣红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他又因此被授予一枚银质奖章,并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委候补委员。

对罗荣桓“扩红”之事,毛泽东后来多次赞扬说:“我们革命要想成功,没有人是做不到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招兵买马,在这点上,罗荣桓同志做得比较好,也比较成功,他的特点是既来之,又安之。来到部队上的人都是心甘情愿地为革命献身,革命虽然不是请客吃饭,可也不能强买强卖,在这方面,罗荣桓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

毛泽东赞赏罗荣桓的“老实人”态度。可是,罗荣桓在“左”倾路线那里是挂了名的“毛派分子”,他的这种“老实”态度却受到戏弄。

一次,罗荣桓随国际顾问李德到阵地前沿视察。李德用望远镜看了一番,回过头来见到罗荣桓,便命令他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罗荣桓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埋完地雷后回来报告完成了任务。不料,李德又下令让他去把埋下的地雷起掉。

这时敌兵离埋雷处已近在咫尺。罗荣桓不愿让战士去做无谓的牺牲,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我杀你的头!”

这时敌军前卫踩响了几个地雷,炮弹打到了李德所在的指挥所,起雷之事才不了了之。

1934年9月21日,中军革委决定把一些地方部队编成红八军团,罗荣桓调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两人原来都是罗荣桓的下级,现在罗荣桓则成了他们的下级,但是他毫无怨言,当即走马上任。

10月10日,红军开始战略转移。红八军团与红五军团成了后卫,在大部队的后面一面收容掉队人员,一面打退追击的敌军。值得一提的是,罗荣桓经常遇到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并对她予以照顾。林月琴在延安与罗荣桓结婚后,贺子珍特地向她谈起罗荣桓在长征路上对自己的关照。林月琴后来回忆:

贺子珍……对我说,她和罗荣桓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了。她感到荣桓十分忠厚老成。长征中,她骑了一匹小骡子走得慢,经常掉队。当时荣桓所在部队负责殿后、收容,她经常掉到荣桓所在的部队,荣桓一见她来,立即安排她的宿营、警戒。电话线一架好便打电话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放心。贺子珍说,她掉队到荣桓所在部队就像到了家里一样,感到十分安全。

罗荣桓对贺子珍的态度,就是对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落难了,罗荣桓对他的态度毫无变化,还是恭敬如常,甚至更加关切,可谓患难之中见真情。

毛罗之情,宛如兄弟

毛泽东与罗荣桓之间的个人感情,不是那种简单的同志关系,甚至也不是那种简单的朋友感情,他们甚至亲密到相互介入到了对方的个人生活中,毛泽东可以对罗荣桓大发脾气,又对其关爱超过一般部下。毛罗之情,更确切地说,像是兄弟情谊。

1936年秋,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陕北红军会合,在陕北落下了脚。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初,党中央和红军总部迁至延安,罗荣桓从红军大学一科政治委员调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

1937年4月,经过原红三军团侦察科长许建国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刘桂兰介绍,罗荣桓与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林月琴认识,并坠入了爱河。经过几个月的交谈和了解,报经党中央同意,5月16日晚,十几个人热热闹闹地吃了一碗喜面,两人结婚了。

林月琴走進了罗荣桓的生活,立即对毛泽东与罗荣桓那种特殊的感情有了一个深刻的体会。不过,她的第一个印象是“感到毛主席脾气很大”。

事情是由一位外宾要到延安来引起的。罗荣桓看到毛泽东用的被子已经十分破旧了,觉得让外宾见到了不大好,就叫供给部给换了一床新棉被。

毛泽东发现床上换了新被子后,立即追问是谁让换的。当他得知是罗荣桓后,就打电话给罗荣桓,责问为什么要换被子,并在电话里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粱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这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

他说话的声音很大,虽然有湖南口音,林月琴在电话旁边,还是听得清清楚楚。而罗荣桓接完电话,觉得毛泽东说的有道理,立即让供给部把原来那床旧被子送去,又换回来了。

事实上,毛罗之间除了革命家那种因信仰和主义的公谊外,确实还存在一种宛如兄弟般的私谊,两人对对方生活上的介入,并非是罗荣桓对毛泽东的单向型,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也时常介入罗荣桓的个人生活,并且就像一位大哥。

1937年7月10日,罗荣桓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于是又收拾行装,准备到部队去了。这意味着他和新婚燕尔的林月琴要分别了。在两人难分难舍的时候,毛泽东特地见了林月琴。

林月琴后来回忆:

一天,毛主席派警卫员来叫我到他的住处去……去时我有点紧张。到了他住的窑洞,我看到贺子珍也在。毛主席起身招呼我坐下后,很和蔼地说:“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我回答说:“我原来是四方面军的,抬过担架,当过宣传员,到川陕后带了一个营的女工兵。”毛主席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你们结婚还没有请我吃糖呢。你们那一天用什么来待客?”我回答:“宋裕和从西安捎回了半袋洋面,吃了一顿面条。”毛主席风趣地说:“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我忍不住笑了,刚来时的紧张和拘束感一扫而空。接着,毛主席亲切地向我说起了荣桓的经历和为人……毛主席说:“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

提到老实,林月琴向毛泽东说起了1927年罗荣桓在通城暴动后,向修水转移的途中,被两个农军战士骗走由他保管的自卫军装在皮箱里的现金的事情,最后说道:“荣桓和我谈起此事时说:‘走进革命队伍里的人也并不是都是来革命的,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看,从这件事上,他这个老实人也悟出了一条真理呢!所以他对是和非、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此语完全符合罗荣桓的个人历史和品德,从中也可看出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了解。林月琴回忆:

毛主席还告诉我,第四次反“围剿”以后,荣桓被调离部队改任总政的巡视员和动员部长,仍然老老实实为党工作。他在一个地区领导扩大红军、三个月完成“扩红”3000人的任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接着,毛主席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们的功过是非。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

“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毛泽东的这一评价十分准确。正因如此,罗荣桓才好几次被党中央和毛泽东安排与一贯同政委合不来的林彪一起作搭档、指挥部队。毛泽东当着林月琴的面如此评价罗荣桓,其实就是向她介绍罗荣桓的为人和性格,宛如一个家庭的大哥哥,实际上是对这对新婚夫妇的关爱。最后,毛泽东问林月琴:“你们新婚不久就要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林月琴立刻回答:“这是革命的需要嘛!”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好,以前你当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当红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啰!”

从毛泽东那里告辭出来后,贺子珍又像亲嫂子一样送她,跟她谈心,还讲起了长征路上被罗荣桓照顾的事情。

而罗荣桓对此事是什么反应呢?林月琴回忆:

从毛主席那儿回来,我向荣桓讲了毛主席接见的情景。他是不习惯流露自己感情的,他把毛主席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加紧了奔赴前线的准备工作。临分别的那一天,他才对我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记住毛主席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这就是罗荣桓以及他对毛泽东的态度,大概也是弟弟对待兄长那种:没有客套,不会去表达,只有埋藏在心底里的深情。

然而,罗荣桓此去前线,在延安的林月琴不久就遇到了一个难题,甚至使得他们才开始的婚姻遇到一个大考验。

林月琴虽然才22岁,但此前有过一段婚姻,前夫是红四方面军供给部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1936年10月,吴先恩参加西路军,结果于次年初喋血河西走廊,陷于敌人重围,据说他被俘后遭敌人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悲伤欲绝的林月琴在别人劝说下才开始与罗荣桓恋爱、结婚。

谁知他们结婚几个月后,据传已牺牲的吴先恩却经历九死一生后又回到了延安。得知这个消息后,林月琴又惊又喜,随即却陷入“一妻二夫”的尴尬境地。

很快,毛泽东也知道了这件事,便派人把林月琴叫去。

林月琴忐忑不安地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问了她的近况,然后点上一支烟说:“你前夫已经回到了延安,你知道了吧?你是怎么想的?”

他又说:“不过这是你的事,中央让你自己拿主意。”

“你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毛泽东接着说,“我批准你去见见他,罗荣桓有意见我来解释。你同他商量后再告诉我,这样对你们三个人来说,都公正、公平,也算仁至义尽。”

这时林月琴完全有可能选择与前夫破镜重圆,终究这是战争造成的事实,但是此事如何处理自然也牵涉到另一方——罗荣桓。但毛泽东替罗荣桓做了主,表明了态度,并且还说“罗荣桓有意见我来解释”,在一个家庭中,只有兄长才可以这么说,才会这么去做。

这时林月琴告诉毛泽东:

“他已让人带口信给我,一切都是战争造成的,他不怪任何人,祝我和罗荣桓恩恩爱爱,永远幸福。主席,你看我还该去找他吗?”

“拿得起,放得下,他是一位好同志!”毛泽东说道,“口说无凭,信以为实。月琴同志,是否可以让他将心里话写出来,白纸黑字,将来也可以留作一个根据呢?”

毛泽东从红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关系和三位当事人以后的关系考虑,提出了写个字据的要求。林月琴点头,表示同意。

不久,她去见了吴先恩。两人百感交集。林月琴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吴先恩十分友好地与她分了手。

毛泽东替罗荣桓做主处理了这件尴尬的家务事,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消散了。

1938年3月,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在行军途中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离职休养,343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罗荣桓由政治部主任调任师政委。在毛泽东等人的安排下,不久林月琴离开延安,到达晋西敌后根据地,与罗荣桓团聚了。

“罗荣桓是执行中央政策的模范”

毛泽东说过“罗荣桓是执行中央政策的模范”。事实上,1943年后,毛泽东对罗荣桓大有人才难得、唯罗不可的味道,几乎是“强令”罗荣桓带病工作;而罗荣桓坚决、灵活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兢兢业业,把山东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两人虽然相隔几千里,但是配合得很默契。到1945年,罗荣桓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毛泽东考虑到他兼职很多,担子太重,终于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林彪调往山东。

8月26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了一份致山东分局的电报:“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之职务,林、萧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对于这个安排,黄瑶认为:

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罗比林更重要。当然,这也可能是因为林刚到,不熟悉情况,需要罗带一带。

然而,到了9月19日,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党中央又决定调罗荣桓去东北工作。

此时荣桓因病重已难于支撑下去。他曾向中央提出,希望能休养一个时期,如果一定要去东北,他请求不要让他当部队主要领导人。中央复电,由于斗争需要,东北还是要去,到东北后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于是,荣桓便率山东军区部队6万余人于1945年底前陆续到达东北。途中,荣桓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名为民主联军)第二政委。

正如林月琴所言,在毛泽东进行这一系列工作安排期间,罗荣桓的身体其实已经不行了。山东分局的黎玉、舒同曾看不下去,致电党中央,建议让罗荣桓休息一个时期。但是,罗荣桓还是不顾身体状况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下达的一个又一个命令。他到达沈阳后,待调到东北的部队基本安排就绪后,才抽空到医院作了身体检查,照了X光片。结果,医生诊断他是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随行的罗生特也表示同意。于是,东北局报告了党中央。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令罗荣桓夫妇想不到的建议:

当时,前日本陆军医院政治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为了保证安全,毛主席经慎重考虑后,主张让荣桓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为此毛主席还向金日成同志和苏联方面发了电报,作好了安排。

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安排随即去了平壤,并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热情接待。

在平壤的苏军医院里,罗荣桓的病再次被确诊为肾癌。由于这所医院是野战医院,不具备施行肾切除手术的条件,院方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联络部门与苏方联系,商量罗荣桓去苏联治疗的方案。在毛泽东的亲自安排下,1946年7月,罗荣桓夫妇赴莫斯科治疗。

在莫斯科的医院里,罗荣桓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摘除了有肿瘤的左肾。

1947年3月,罗荣桓的伤口虽然愈合,但肾功能还有一些问题,并且发现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但是,罗荣桓还是说服医生同意他回國,他于6月回到了哈尔滨,再次投入到解放东北的紧张繁忙工作中。

1948年9月,辽沈战役打响。10月,战争推进到要攻克锦州的时候了。10月2日,罗荣桓、林彪带着前线总指挥部,乘坐火车由哈尔滨南下。到达彰武车站时,因为敌机轰炸,林彪与罗荣桓停留下来了。为了防止敌机轰炸,两人的驻地相隔得比较远。

当晚,前指电台接到报告:葫芦岛之敌增加了4个师。电报首先送到了林彪住处。

在部署辽沈战役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先打锦州,对东北之敌实行关门打狗的策略。但林彪顾虑重重,一来担心后方运输线太长,部队南下缺粮缺油;二来担心北平之敌傅作义部北上,锦州攻不下,还会致使部队的汽车和坦克、重炮因无油料而撤不出来,所以迟迟不下决心。受到毛泽东的严肃批评后,林彪才率部南下。这时,他听说敌人在葫芦岛增兵4个师,担心部队被沈阳和锦西、葫芦岛之敌夹击,作战决心又动摇了,立即下令部队暂停前进。并且,未经商量,林彪就以林、罗、刘三人的名义给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报,要求停止攻打锦州,回师打长春。

第二日清晨,参谋长刘亚楼来到林彪住处,得知林彪已向中央军委发电报要回去打长春,马上觉得事情不对头,于是来到罗荣桓住处报告。罗荣桓一听,顾不上洗脸和吃饭,拉上刘亚楼就去找林彪。

林彪见着罗荣桓,说了昨晚向中央军委发电报的情况,并对他说:“等军委回电后再定下一步行动吧!”

罗荣桓认为林彪要回去打长春,已不是军事指挥员权限内的事情,而是变更党中央既定战略决策的大问题,看完林彪发的电稿后,罗荣桓立即表示不妥:“在几十万人部队已经南下到达辽西前线,锦州外围敌人据点已经肃清,而敌情变化并不大(只不过增加4个师)的情况下,轻易改变中央早已定了的作战方针是不适当的。攻锦州决心不能改变。”

据刘亚楼后来说,当时罗荣桓尽力克制自己的怒气,手脚都有点发抖了。

刘亚楼也表示同意罗荣桓的意见。

经过罗、刘的劝说,林彪也可能感到做法不妥,便吩咐秘书到机要处追回电报。秘书回来后报告:“电报业已在清晨4时许发出。”

刘亚楼问:“怎么办?”

林彪不作声,罗荣桓果断地说:“再发一份电报,说明我们仍然决心攻锦。”

以往总部发出电报,都是由林彪口授,秘书记录后经林彪看过便签发。这次他一言不发。于是,罗荣桓起草电稿。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电稿经林彪修改后于上午9时发出,但林彪修改时把罗荣桓在电报稿开头写的“前电作废”这句删掉了。

4日凌晨,毛泽东看到这封电报。在这之前,他已连续发出两封电报批评林彪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过了5个多小时后又收到林、罗、刘表示攻锦决心不变的电报,立即复电:“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在复电中,毛泽东重申了不应回师打长春的理由,为“战锦”这个“大问题”作了总结。

结果,尽管蒋介石亲自来到葫芦岛调兵遣将,锦州还是如期解放。随即,被围困的长春的守军绝望中也举行起义。辽沈战役按照毛泽东的部署终于取得胜利,实现了东北全境的解放。

这一次罗荣桓在关键时刻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及时阻拦林彪撤兵回师,对辽沈战役的顺利推进功不可没。

“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事业,很不容易!”

新中国成立前后,罗荣桓尽管身体不好,但一直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他“用钢铁一样的意志”,一边与疾病作斗争,一边坚持工作。他与毛泽东之间的情谊继续书写新的篇章。

林月琴回忆:

1949年四五月间,荣桓在天津视察时,又突然病倒了。他只有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有一天他在同一位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了。毛主席得知后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荣桓治疗。黄临行前,毛主席给荣桓写了封亲笔信,托黄转交。毛主席在信中要求荣桓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来安慰和鼓励荣桓,遗憾的是由于“文革”中抄家,这封珍贵的信件已经找不到了。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单独找到罗荣桓,商谈国防部长人选问题。罗荣桓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回家以后,林月琴问他:“同主席说了什么?”

罗荣桓只说了一句:“一些人事上的事。”再没有第二句。

罗荣桓为什么对妻子都不说?一是他的党性很强,党内重大的事情一般不会对人说;二是他对毛泽东的感情很深,觉得毛泽东的话不应该外传。

这次谈话的内容,罗荣桓没有说,1972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把它说了出来:“当时,我要罗荣桓同志谈谈看法,已经定了林彪。罗说林彪打仗还可以,就是主持全面工作不一定很行,一是身体,最主要的是,林这个人喜欢搞小圈子,团结多数同志是他的弱点。现在看来,罗荣桓的观点是有预见的。”

除了工作外,只要没有病倒,罗荣桓就坚持读书。

1960年冬,保健医生黄树则出差回来后去看望罗荣桓。他正在屋里聚精会神地读书,见到黄树则,谈几句话后便问道:“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你们机关组织得怎么样?”

黄树则回答说:“我们机关的干部轮流脱产学习,已经轮流了一遍,不过我因为出差在外,只是时断时续地读过。”

罗荣桓笑着说:“那你要补课啰。轮流脱产学习的办法很好,可是光这样还不行,要经常学。”

这时黄树则发现罗荣桓正在读的就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由于阅读的时间有些长,他似乎很疲劳,但也很愉快,便对罗荣桓说道:“你有点累了。”

“读毛主席的文章,累了也还想读。”罗荣桓回答。

罗荣桓对毛泽东及其思想饱含真情。

罗荣桓是一个不爱表达情感的人,他对毛泽东宛如对待兄长,内心感情火热、深沉,但对毛泽东,他一不当面说奉承话,二在外也不说赞颂吹捧的话,表现出一个崇高的革命家的品质。林月琴回忆说:

他(即罗荣桓)参加毛主席、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合影时,总是往后靠,我们家里就没有他在较为显著位置的合影。

罗荣桓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内在的、深沉的。黄树则回忆:在最后的几年中,罗荣桓常以写字作为病中的消遣。医生们都认为这对他养病很有好处。起初,他临摹古代碑帖,兴趣不大。后来,他改为临摹沈钧儒书写的毛主席诗词字帖,结果坚持下来了,一直临摹到他病重不能执笔的时候。

毛泽东对罗荣桓信任有加,尽管罗荣桓的健康每况愈下,还是宛如当年那样对他加码放担子。1960年底,国防部长林彪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整下了台,经罗瑞卿和萧华提议,毛泽东还是决定让罗荣桓复出。1961年1月,在毛泽东的提议下,罗荣桓再次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

几个月后,罗荣桓和林彪就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问题发生争论。

罗荣桓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很深厚,源自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准确理解和认识。与他共事20多年的梁必业中将说,罗荣桓“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他认为,罗荣桓是我军高级干部中坚决执行毛泽东路线的杰出典范。

但是,在各类讲话和文章中,鲜见罗荣桓对毛泽东本人的颂扬之词,也无太多涉及毛泽东本人的评论,说到毛泽东时也是就事论事,无额外或者其他多余的言辞。他平生对毛泽东本人提得较多的只有一次。那是1944年7月,他在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纪念建党23周年会上作的一个报告,标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报告中,除一句“毛泽东同志是马列主义的天才战略家”外,没有对毛泽东本人过度歌颂的话语,也无自己与毛泽东交往的表白,而是本着科学的态度总结了毛泽东思想如何形成以及在工作中如何去运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对于罗荣桓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态度,甘渭汉中将深有体会地说:“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一向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他不搞个人迷信。”罗荣桓对毛泽东没有个人迷信,相反,有着一种很难得的正确的、科学的态度。也正是因为此,1961年夏,罗荣桓与老搭档林彪发生了一次大争论。

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一次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罗荣桓听后觉得此话不妥,不赞成。

1961年4月30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会,会议讨论了几项工作后,罗荣桓说:“‘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那你说该怎么学?”林彪不高兴地说。

“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罗荣桓的话让大家很吃惊。

几分钟后,林彪才缓缓说:“不好就去掉嘛。”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罗荣桓继续说道。

这时林彪突然起身,说了句“散会”,便拂袖而去。

这个举动让在场的人都愣住了,罗荣桓气得双手发抖,回到家中后说:“大家都是老同志了,长期在一块工作,哪能这样呢,有问题大家讨论嘛!”

在这以后,林彪逢人就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就不在一起!”

罗荣桓敬仰毛泽东,但是不搞个人迷信,也不搞庸俗化的那一套。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

然而,尽管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用林月琴的话说是“派最好的医生给他诊治”,但由于医学水平的限制,尚不能进行肾移植手术,罗荣桓又带病工作了两年多,到了1963年秋季的时候,他不仅血压高,心痛时常发作,肾功能也衰竭了,住院不久便报了病危。毛泽东指示医院组织全力进行抢救。但是,医生们用尽了所有办法,还是抢救不过来。在弥留之际,罗荣桓对子女们说:“我没有遺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随即昏迷过去,在昏迷中还断断续续地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一条,就是要跟毛主席走。”

罗荣桓于12月16日下午逝世。

当时,毛泽东正在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当罗荣桓不幸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中断会议,领头起立默哀。毛泽东还感叹地说:“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事业,很不容易啊!”

这是对罗荣桓一生的高度评价。

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泽东再次提议与会者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完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清楚地记得罗荣桓的出生时间。在十大元帅中,罗荣桓的年龄排倒数第二,却去世最早。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去世很伤感。12月19日,他与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人来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罗荣桓安葬后,毛泽东还是十分悲痛,几天都睡不着。一天晚上,他服了大量安眠药仍睡不着,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本文转载自参考网 2021-05-29  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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