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代表罗响
他是广东客家人,曾任市委书记,
与毛主席喝过酒,与胡耀邦是故交。
罗响生平
方华,1912年生,广东省和平县热水乡人。曾用名罗响。中共七大正式代表。
早年经历
出身农民家庭。1930年和其他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后创办热水乡东华小学,任校长。聘请进步青年任教,并以进步师生为核心,发动农民组织农会,组建抗日自卫大队等抗日民众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2年参加革命工作。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创建和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任和平县热水乡抗日自卫大队大队长、和平县农会主席、中共广东和平县委书记等职。1939年9月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到延安后,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战争时期
到东北工作。1945年11月任中共抚顺市委常委、民运部部长。同年12月至1946年4月任中共辽宁第三地委常委、抚顺市委常委、民运部部长。1946年1月至3月任抚顺市总工会主任。2月至4月兼任中共辽宁第三地委、抚顺市委组织部部长。同年4月至1948年1月任中共辽东(安东)第三地委常委、民运部部长(至同年10月),同年7月至1948年1月任中共辽东第三地委组织部部长。1947年12月至1949年5月任安东市职工联合总会会长。1949年5月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委员。同年随军南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广州市委军事管制委员会企业管理处处长。1950年3月至 1953年9月任中共湛江市委书记兼市长。1950年9月至1952年10月任中共广东高雷(南路)地委常委。1952年11月至1954年6月任中共粤西区委委员。后任广东糖业管理局局长、中共华南分局工业部秘书长。1955年到茂名领导筹建石油工业基地,先后担任茂名页岩公司筹建处副主任、主任,茂名石油工业党委副书记兼经理,茂名石油工业公司党委书记兼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党委书记。1974年7月至12月任中共茂名市委副书记,同年12月至1976 年10月任市委书记。1983年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茂名石油工业公司顾问。1986年离休。1999年7月12日因病在广州逝世。
原标题:《赴延安参加“七大”》
作者:方华
照片说明:1986年1月间,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茂名视察时会见了原茂名市委书记、茂名石油工业公司党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顾委委员方华同志(广东和平县人,图右)。方华是于1942年赴延安出席中共”七大“时与胡耀邦认识并成为故交的。
方华故居
当时,广东是党还是地下党,我没有参加省委在韶关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我被选为“七大”代表的事是到皖南新四军军部集中后,由古大存同志转告的。
记得,1939年9月间,尹林平同志来和平,向我传达了当前的政治形势,说国民党开始反共。因我在和平比较暴露,组织上决定让我撤退。为了免受损失,要我做好三件事:一、选好县委的接班人,交代好工作,尽快离开和平到中心县委待命;二、对现有的党员进行一次审查;三、把党员训练班筹备好。我完成上述任务后,于10月初离开和平到龙川中心县委。11月末,尹林平同志在省委开完会后来到老隆通知我,说组织上决定我送我去延安学习,时间半年。1939年12月10日,我按尹林平同志指定的时间、地点和联系暗号到韶关找到了省委领导人。当时的省委书记是张文彬同志。他要我汇报和平的工作。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他给我很多鼓励。第3天,经过组织布置,我便与香港来的代表周小鼎一起坐火车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在去桂林的火车上,国民党的宪兵检查了两次,都被我们应付过去了。
我们找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当晚,听八路军办事处副主任石磊同志说,武汉沦陷后,从广东去延安只剩下由重庆经西安一条路了,但这条路也不安全。自从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对去延安的同志都严加限制,多方刁难,甚至加以扣押、杀害。因此,要改变路线,只好把你们先送到新四军军部。
1939年12月中旬从桂林出发,由桂林到新四军军部这一段我们都化装成新四军战士,由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龙飞虎同志护送。我们坐上装军衣的大汽车,龙飞虎同志挂上国民党少校军衔,坐在车头的位置上。经过湖南的衡阳,江西的吉安、南城和上饶,浙江的开化,到安徽的太平(即黄山)。从太平到军部这段路不通汽车,我们步行了两天到章渡,第3天才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那时,古大存、区梦觉和吴有恒同志已先到达了。
到军部集中的有南方局和东南局的40多名代表,组成了南方代表团。团长是古大存同志。当时广东的代表是古大存、区梦觉、朱荣、方华、唐初,香港的代表是吴有恒、钟鸣、周小鼎、周材、何潮。还有一个杨尚奎同志(粤赣边特委书记),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出发,他是以后经重庆到延安的。
当时日寇为了阻止新四军渡江开辟根据地,对长江封锁甚严。因此,我们在新四军军部住了一个多月等待渡江。在这段时间,代表团组织我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党的建设》。并开始过较严格的组织生活。那时项英(当时的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和陈毅同志都曾给我们作政治报告,对帮助很大。
我们南方代表团抵达延安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接见了我们。当天下午,便把我们编入党校47班;那时已属隆冬,天气很冷,但到了中央所在地后大家都感受到革命的温暖,心情都很愉快。
原准备开过“七大”之后,我们都回原来的地方开展工作,为了保证日后的安全,组给上要我们每个人起个化名。我现在用的“方华”这个名字,都是在那时起用的。
我们到延安后,每人都写一份自传,送中央组织部审查。接着,就分别向组织部地方科汇报工作。当时,地方科的科长是王德同志。他指定地方科的科员刘鸣同志负责听我的汇报。我把和平的工作情况汇报后(主动是讲和平的农民运动),刘同志帮助我进行总结,一共搞了七、八天。现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那份广东省和平县农民运动情况的材料,就是那时刘鸣同志帮助我整理出来的。
中央的负责同志都很关心南方党的情况,特别是对原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情况,除了找代表谈话外,中央政治局还在青年食堂设宴招待南方党的代表。那天虽正下大雪,但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毛主席一坐下就谈笑风生地问我们:“你们看中国革命能不能胜利?”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一定胜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同我们一一握手,并一一劝酒。毛主席说他不会喝酒,敬我们每人一块面包,说:“祝中国革命胜利万岁!”朱老总也说自己不能喝酒,请他的参谋长王若飞同志代他干杯。整个宴会充满着团结、活泼的气氛。
1941年上半年,我们在延安党校学习,总结过去的工作。从1941年下半年起,我们就搬到马列学院去学习中国问题。当时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是邓力群同志。
1942年中央成立高级党校。我们被安排到高级党校学习。1942年2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毛主席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到同年的夏季就正式开始整风。方法是学习文件,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先在小组会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用写自传的形式对自己过去的思想、立场和工作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大家都觉得通过这样的学习进步很快。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康生搞了个“抢救运动”,搞逼、供、信。好在毛主席一发现就制止了,但也伤害了一些好同志。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学习〈两条路线〉,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到1945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扩大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两条路线的学习,全党的思想统一了,一致认为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的,公认毛主席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七大”开会前夕,中央要广东增补了云广英、廖似光、谭辅仁等3位代表,统一编入南方局代表团。
著名注:方华同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