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凤冈漆坪溯源逾千年
漆坪坐落在乌江北岸。隋置宁夷县，明清属石阡府，地名数易，而山形水势依旧。这里有过“迎仙里”的文化追怀，也有过村寨名存实亡的沧桑。千年以降，边陲之地见证着中央王朝的经略与百姓的坚韧。乌江奔流，青山不老，漆坪的故事，是中华民族在西南边疆开拓融合的缩影。 ——题记
漆坪一名，据1982年《贵州省凤冈县地名录》记载：“很久以前，在漆坪场东面100米处有一颗大漆树，故取名漆树坪。”在清乾隆年间罗文思主修的《石阡府志》中，此地不名“漆坪”，而称“添树坪”。罗文思（1699—1788年），字曰睿，四川合江人，乾隆三年（1738年）考中四川解元，举孝廉方正，钦赐六品职衔，此后历任陕西白河、商南、蒲城等县知县，乾隆十八年（1753年）升任商州知州，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调任石阡知府，在石阡任职约四至五年。其在文化建设上的主要政绩，包括续修《石阡府志》及修缮石阡明德书院。凤冈县城内龙泉井旁“龙泉”二字，即为罗文思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参观时所题，后由时任龙泉县知县李合（云南元谋人）镌刻于井畔石矶之上。
郡西北 ,十—乡村。坨寨、杨眼塘、添树坪、黄家寨、桐梓甲、鄢家箐、甘家寨、王家沟、朱家垠、天塘、沈家沟
清乾隆年间，中央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已从武力征讨转向制度整合。康熙十一年（1672年），朝廷即饬令各省纂修通志，以配合《大清一统志》的编修。在此背景下，罗文思主持续修的《石阡府志》，成为极具史料价值的文本，展现了清中期地方行政制度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在该志的手写本与刊刻本中，漆坪明确记载为：“郡西北，十一乡村。坨寨、杨眼塘、添树坪、黄家寨、桐梓甲、鄢家箐、甘家寨、王家沟、朱家埧、天塘、沈家沟。”“添”与“漆”二字，字源迥异、读音对立、意义无涉，不存在通假或误植的可能。且基于乾隆时期严谨的考据学风与志书编纂要求，手写本或可存疑，刊刻本则绝无错谬。由此可推断，清代中期此地确称“添树坪”，“漆坪”或“漆树坪”之名，应是在清朝中后期逐步演化形成。
漆坪纳入宁夷县管辖范围，行政归属演变一千四百多年。从隋朝宁夷县开始，至清光绪至宣统年间设漆树坪、江家山、毛家棚等村，属龙泉县南乡。据《贵州省地舆图说·卷下》所载，宣统元年（1909年）龙泉县南乡辖三十村，其中明确列有“漆树坪”。民国四年（1915年）7月，漆树坪由石阡县拨入凤泉县（后改凤冈县）。惟插花地问题久悬未决，龙泉县知事朴泽（亦作林泽）、县长张书翰与邻县反复会商，历时近十七年，至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方将漆树坪、官庄、老鹰石、核桃窝、黄荆树等三十二个地段正式划归凤冈县管辖，此后区划逐步稳定。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设天桥乡。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设漆坪乡，隶蜂岩区；1958年改漆坪管理区；1984年复设漆坪乡；1992年天桥、龙凤、漆坪三乡合并为天桥乡，漆坪改设管理区；2002年设天桥乡漆坪村；2013年撤乡设镇，更名天桥镇漆坪村。2006年，从漆坪村析出部分区域新设河闪渡村，漆坪村与河闪渡村现为天桥镇下辖的两个平级行政村。漆坪村今面积33.3平方公里，辖13个大组、27个自然组，2021年获评“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河闪渡村位于乌江北岸，辖8个村民组、16个自然组，共563户，总面积22平方公里，与漆坪村隔乌江相邻。
《【石阡府志》(罗文思纂修 , 石阡府署, 清乾隆三十年(1765) 刻本 。 )里的徐家寨 : 乾隆四年 (1739 年) ,清朝政府设置里甲 制 ,“郡分十里”,其中 : 第—里为 江内迎仙里 ,第二里为江外迎仙 里 ,第七里为在城里(葛彰官司 , 康熙改为在城里 ,归府管理) ,各 里共设 65 个甲 , 每甲 34 户及60、70 户不等 ,很多地名并非以10 户为—甲。“ 乡村郡东西南北 共设二百六十八乡村”, 其中正 西为 146 村 ,其中徐家寨就属于这个范围 ,我们所熟悉的旧寨、 杨柳塘、柑子坪、望香岩、蜡水桥 也在这个范围内。漆树坪属于正西北十—个乡村之—。
为系统呈现漆坪地区两千余年的行政归属演变，兹以徐家寨为视角将不同时代不同年份的主要行政归属列表如下：
时代 年份 县级 归属 隶属路径 备 注
隋朝 605—617年 宁夷县 明阳郡→宁夷县→徐家寨 石阡县地从梁武帝开始，分别为南阳郡、夜郎郡、寿州等。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废州置宁夷县，入沅陵郡，隶明阳郡，为徐家寨所在地有据可考的最早建制记录。
唐朝（初置） 621—627年 夷州 夷州→宁夷县→徐家寨 唐武德四年（621年）以宁夷县置夷州，县为州治。夷州为唐代黔中地区经制州。注：《旧唐书》云“以思州之宁夷县置”，但思州系贞观四年（630年）改务州所置，武德四年尚无思州，此处为后人追述。
唐朝（改隶） 627—630年 务州 务州→宁夷县→徐家寨 贞观元年（627年）夷州废，宁夷县改隶务州。务州治所在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唐朝（复置） 630—637年 夷州 夷州（治都上县）→宁夷县→徐家寨 贞观四年（630年）复置黔州之都上县(都上县隋置，故址在今石阡县本庄、河坝一带，今凤之大都、龙凤、天桥、小河、漆坪等乡属之),开南蛮置夷州。
唐朝（稳定） 637—900年代 夷州 夷州（治绥阳县）→宁夷县→徐家寨 贞观十一年（637年）夷州徙治绥阳县，即今凤冈县北绥阳镇，宁夷县仍属夷州。此后至唐末，建制相对稳定。
宋朝 960—1121年 羁縻承州/夷州 羁縻承州→徐家寨 宋大观三年（1109年）夷州蛮献地建承州，宣和三年（1121年）废。徐家寨地属羁縻承州（或夷州），系土司管辖。
明朝前期 1368—1413年 大保龙泉长官司 思州宣慰司→大保龙泉长官司→徐家寨 洪武初年设大保龙泉长官司（后改龙泉坪长官司），直隶于思州宣慰司。
明朝中期 1413—1601年 龙泉县（名义） 石阡府→葛彰葛商长官司→徐家寨 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石阡府，分辖龙泉县及葛彰葛商长官司。徐家寨区域隶葛彰葛商长官司，龙泉县为名义上的县级建置。
明朝晚期 1601—1644年 龙泉县 石阡府→龙泉县→徐家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平定播州后改土归流，废龙泉坪长官司置龙泉县，始有实土县级建置，隶石阡府。
清朝前期 1659—1742年 龙泉县 石阡府→龙泉县→徐家寨 清承明制。康熙二年（1663年）废葛彰葛商长官司，漆坪一带直隶龙泉县管辖。
清朝中期 1742—1875年 龙泉县 石阡府→龙泉县→江外迎仙里→漆树坪村→徐家寨 乾隆七年（1742年），石阡府分设七里，徐家寨所在区域属江外迎仙里（府—县—里—村—自然寨）。徐家寨属郡正西146个乡村之一，旧属石阡长官司。
清朝晚期 1875—1911年 龙泉县 石阡府→龙泉县→南乡→漆树坪村→徐家寨 清光绪至宣统年间，设“漆树坪”村级建制，属龙泉县南乡。宣统元年（1909年）《贵州省地舆图说》南乡村落中列有“漆树坪”。此为“漆坪”村名之雏形，徐家寨为其下辖自然寨。
民国初年 1912—1915年 石阡县 石阡县→漆树坪→徐家寨 清末至民国初年，漆树坪一带属贵州省石阡县管辖，为石阡县西南边远山区（县级边界调整前，仍沿清制）。
民国前期 1915—1931年 凤泉县 黔东道→凤泉县→漆树坪→徐家寨 民国四年（1915年）7月，漆树坪由石阡县拨入凤泉县（1913年龙泉县改名）。插花地问题经反复谈判，至1932年才正式纳入。
民国中期 1931—1943年 凤冈县 凤冈县→第七区（琊川镇）→绿杨乡→徐家寨 民国十九年（1930年）凤泉县更名凤冈县。民国二十年（1931年）设绿杨乡，乡址所在地杨柳塘，据1931年统计，绿杨乡人口为1503人。此时期天桥一带民间有“南区”“北区”之称，源于清代南乡析置的“内南区”“内北区”编区习惯，非正式行政区划。
民国中后期 1943—1949年 凤冈县 凤冈县→天桥乡（首次设立）→徐家寨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月，正式设立天桥乡，范围涵盖今整个天桥镇大部地区。此天桥乡为首次设立，与1992年第二次设立的天桥乡不同。此时期虽设天桥乡，民间仍沿用“南区”“北区”旧称。
新中国初期 1949—1952年 凤冈县 凤冈县→二区（琊川镇）→天桥乡→徐家寨 1949年12月凤冈县人民政府成立，天桥乡隶二区，区址琊川镇。凤冈县属遵义专区。
合作化时期 1952—1958年 凤冈县 凤冈县→蜂岩区（八区）→漆坪乡→徐家寨 1952年6月，原天桥乡分设为天桥、漆坪、新合、纳水、茅棚等乡，隶蜂岩区（八区）。漆坪乡为蜂岩区下辖乡级单位。
大集体时期 1958—1984年 凤冈（1958—1961年并入湄潭） 蜂岩公社→漆坪管理区→红岩大队→徐家寨生产队 1958年12月政社合一，天桥、漆坪、龙凤等乡改为管理区，隶蜂岩公社。徐家寨归为红岩大队徐家寨生产队，并为大队驻地。此为徐家寨有据可考的最完整基层建制格式（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1982年人口总数为142人。
改革开放初期 1984—1992年 凤冈县 凤冈县→蜂岩区→漆坪乡→红岩大队→徐家寨生产队 1984年7月政社分开，恢复区、乡建制。原漆坪管理区改为漆坪乡，隶蜂岩区。徐家寨仍为红岩大队下属生产队。
撤区并镇 1992—2002年 凤冈县 凤冈县→天桥乡→漆坪管理区→徐家寨 1992年8月，天桥、龙凤、漆坪3乡合并建立天桥乡（第二次设立）。原漆坪乡改制为漆坪管理区，为乡镇之下中间层级。
合村并组 2002—2013年 凤冈县 凤冈县→天桥乡→漆坪村→徐家寨村民组 2002年，撤销管理区建制，原漆坪管理区合并设立漆坪村。徐家寨改制为漆坪村下辖的村民组，即“徐家村民组”。
当代 2013年至今 凤冈县 凤冈县→天桥镇→漆坪村→徐家村民组 2013年11月16日，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撤销天桥乡建制，设置天桥镇。漆坪村随之属天桥镇，徐家寨称“天桥镇漆坪村徐家村民组”。
隋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于黔东北置宁夷县，漆坪一带随之纳入其管辖范围，隶明阳郡。这是有据可考的最早建制记录，距今已逾一千四百余年。这一政区设置，实则是中央王朝将西南边疆从“羁縻”推向“经制”的关键一步。
为什么要在这样偏远的地方置县？隋朝以前，黔东北一带多为土著酋长自治，朝廷只行羁縻之策，“以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隋文帝开皇年间曾设寿州（治所在今石阡县城），但“无领县”，州治形同虚设。隋炀帝锐意开拓，大业七年（611年）设明阳郡，次年于郡下置宁夷、绥阳、义泉等七县。据《太平寰宇记》载，朝廷“招慰徼外夷”而置县，意在将分散的部落纳入国家行政体系，编户齐民，实施直接管理。
“宁夷”二字，取“安宁蛮夷”之意，直白地表达了中央对边疆绥抚的期望。以“宁”“安”“绥”等字眼命名边疆政区，是隋唐的通行做法。宁夷县作为明阳郡属县，存续仅六年，隋朝即亡。唐武德四年（621年），它升格为夷州治所，《旧唐书》载：“置夷州于思州宁夷县，领夜郎等十三县。”这是宁夷县的鼎盛时期。贞观元年（627年）夷州废，县改隶务州。至永徽年间（650—655年），《元和郡县图志》记“永徽后废”，建制首次中断。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此地“入于蛮”，中央行政力量全面退出。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曾短暂复置，但“但据夷人所指以置县”，连治所位置也得依土人指认。宣和三年（1121年）最终废弃。从隋至北宋，前后断续存续约五百年。
宁夷县的管辖范围，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记载，其治所在今贵州德江县西南，但行政疆域远及凤冈东南、石阡西部。明代贵州建省后，龙泉县（今凤冈）自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置县以来始终隶属石阡府，历时三百余年。漆坪作为石阡府疆域在乌江以东的一块飞地，与石阡本府跨江而治。依行政区划层级逻辑，隋代明阳郡辖境既及凤冈东南，则漆坪当属宁夷县管辖范围之内。这一历史渊源，为后世漆坪地区的行政归属奠定了根基。
1934年10月17日晚，红军从新渡口过江的百余名红军来到漆树坪街上的场景，图片来源天眼新闻.当代先锋网2025年12月4日。
至明清时期，漆坪作为石阡府辖地，其地名记忆也随之延续。在黔东北乌江沿岸的漆坪一带，罗氏存藏的老经丹簿上，清晰记载着祖辈的生卒与葬地，落款处常有“江外迎仙里”五字。这个地名从何而来？为何以“迎仙”为名？回溯历史，方知其承载的不仅是行政区划的变迁，更是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追怀。
清乾隆七年（1742年），石阡府重新厘定基层区划，分全境为七里，名曰“江外迎仙里、江内迎仙里、水东里、苗民里、在城里、苗半里、龙底里”。各里得名各有渊源，而“迎仙”二字最见意趣——这“仙”，指的是诗仙李白。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唐李白流夜郎时过此，盖石阡即唐夷州，夜郎在其境内。”清康熙《贵州通志》亦沿袭此说。于是，石阡士人便在府城温泉侧建太白楼、立李太白祠，每逢岁时致祭。至乾隆年间分里，遂以“迎仙”为名，取“迎谒谪仙”之意。以乌江为界，江东称“江内迎仙里”，江西称“江外迎仙里”。据说李白在石阡曾留下“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等诗句，石阡人世代相传，引为地方文脉之荣。
此事终究难以确考。唐宋确有三个夜郎县，分别为石阡、新晃和桐梓，这与《史记》和清《孽海花》所谓“夜郎之大”是两回事。石阡所置之夜郎县乃武德四年（621年）分宁夷县所置，至贞观元年（627年）已废。李白流放时（758年），此县已废百余年，其地是否仍称“夜郎”，史无明文。更关键的是，李白本人诗文中从未提及石阡或其山川地名，所谓“过此”之说，不见于唐五代文献，仅始于明初方志。当代学者多认为，李白当年实未抵达夜郎，途中即遇赦放还，石阡之“过此”，应属后世慕名追远、因名附会之辞。
然而，地名恰是最诚实的文化记忆。“迎仙里”未必是信史，却是真真切切的敬仰。千载之下，乌江依旧东流，谪仙未至，而地名已迎。
在梳理漆坪历史沿革与现实状况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徐家寨并无徐姓，杨家湾少有杨姓，彭家寨鲜见彭姓。这类“名实相异”的村寨，在贵州山区比比皆是。地名以姓氏标识，而该姓氏的传人早已远去。这背后，是一段长达数百年战争与天灾交织的沉痛历史，更是一部关于生存与淘汰的深刻启示录。
黔东北汉族居民的先祖，多随明初“调北征南”从江西、湖广迁入。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军远征云南，贵州成为屯戍重地。然而移民到来时，所见已是“旧寨败屋，无一完聚”。据《皇明经济文录》载：“思南、石阡、铜仁数郡……师旅绎骚，兵荒交值，时有弗继之忧。”地名犹在，人已远去。元末明初之前，这片土地究竟经历了什么？
历史研究表明，元朝统治的百余年间，黔东北遭受了天灾、瘟疫、土司内争、官军征讨四重劫难连环打击。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清平、兴隆疫”；至大元年（1308年）六月，葛彰葛商长官司发生毁灭性地震，“山崩地裂，长官司署宇倾斜”。旱灾更为惨烈：大德十九年（1315年）“石阡旱”，二十年“石阡又旱”。连年绝收，“道殣相望”。天灾之后必有大疫，至元二十五年瘟疫蔓延至石阡，死者无数。仡佬族传说中，一场几乎灭族的瘟疫，幸得神鹰衔来仙草拯救全族，由此形成每年农历二月初一“敬雀节”，延续至今，成为大难不死的活态见证。
人祸不亚于天灾。元末，思州田氏土司分裂为思南、思州两部。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田茂安降明玉珍，田琛与田宗鼎“互相仇杀几十年”。抢粮、抓丁、烧屋，村寨荡然无存。元廷对苗族起义的镇压更是残酷。大德五年（1301年），宋隆济、奢节起义，元调数省重兵围剿。频繁征讨之下，黔东北“村落尽成废墟，人口锐减”。战乱、天灾、瘟疫、人祸四者交织叠加，使那些坐落于坝区、以姓氏命名的村寨，在元朝末年已沦为人去楼空的荒芜之地。
然而，并非所有村寨都走向消亡。从唐宋起就繁衍生息的濮僚后裔、仡佬先民，以及宋元之际迁入的移民家族，却在惊涛骇浪中延续至今。查阅家谱与方志，可见其蕴含的生存智慧，这也是中华民族在边疆地区生生不息的宝贵经验。
依附大族，借势而生。思州田氏土司世袭八百余年，“据黔东八百余年，统管川东半壁、湖南一隅、夜郎全幅”。根基尚浅的家族，主动依附土司以换取庇护。石阡楼上村周氏，始祖周伯泉元末“避难图存，贸易入黔”，先依附田氏立足，后耕读传家，六世祖周易以下“九子十秀才”，走出了一条“先依附、后自立”的路。
息事宁人，隐忍存活。许多土著家族选择“不在场”，即不建高堂大祠，不修张扬墓碑，不争田争地。乾隆《贵州通志》叹“贵州物产鲜少，生计瘠薄”，炫富等于自寻死路。仡佬先民自秦汉起以采砂为业，低调隐忍，极少卷入权争内斗，反而在战火中得以保存。
选择崛起，主动入世。黔东何氏，宋代武将何清于德祐元年随田景贤勤王，归元后封定云路总管大将军，十子受封各地，四子何应鲛封石阡正长官，历宋元明清四代，鼎盛时仅次于田氏。水东宋氏，原籍真定，唐贞元年间自称“西南蕃大酋长”，元朝受封顺元安抚司、贵州宣慰使，成为贵州最有影响的土司家族之一。主动入世，以军功、功名筑牢根基，在腥风血雨中日益壮大。
宽容融合，联姻消界。务川仡佬先民，秦汉起掌握丹砂开采技术，与外来移民共同开发洞穴，共享资源，千年战乱中始终保持文化韧性。播州杨氏，唐末杨端据播州，与当地土著深度融合，联姻互通，延续近八百年统治。
选址之智，退居山险。消亡的姓氏村落多坐落河谷坝区，战乱首当其冲。而幸存家族多居于半山、山巅或深谷。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江西人袁世盟入赤水平叛，留守赤水河，依托山地险要修筑山寨，“进可耕、退可守”，世居习水近八百年，后裔数十万。
多元生计，不倚一途。江西吉安吴姓先民迁至天柱远口，以伐木、造纸多元产业支撑生存。务川仡佬族既种水稻，又采朱砂、炼水银，通过贸易积累财富，获得官府保护，至今保留“宝王祭拜”传统。多元生计，使他们在旱灾战乱中仍能存活。
正是这六条生存密码，让土著先民根脉不绝；而那些未能掌握其智慧的姓氏村落，则消逝无形，只留下地名。明初移民填入这片被清空的土地，沿用旧地名重建家园。于是，徐家寨不见徐姓，彭家寨不存彭氏，地名如化石般凝固，成为一部无字史书，述说着数百年战乱与灾荒。它见证了黔东北人民在废墟上扎根的坚韧：那些懂得依附而不忘自立、退守而不忘融合的家族，用千年实践回答了“凭什么活下来”，凭的是对土地的热爱、对生命的执着、对时局的清醒，以及对未来绝不放弃的坚韧。这段历史深刻表明，中华民族在西南边疆的开拓融合，是一个充满艰辛、最终实现多元共存的伟大进程。
古驿道上的运盐人(周君 供图)图片来源天眼新闻当代先锋网，2025年12月4 日
漆坪南临乌江，两岸峭壁如削，四季景色各异，乡民呼为“乌江画廊”。海拔高差逾千米，有“一山有四季”之谓。自元经明、清以迄民国，虽代有隶属，而始终未脱乌江下游行政版图之边缘地位。元代属葛彰长官司远郊，明清寄身龙泉县南陲，距治所均逾六十里；古道虽通河闪渡，然仅为驿道终点，而非水陆辐辏之枢纽。民国四年划归凤冈，归属虽定，而地处县域最南端，距城六十八里。民国期间，曾有十二年设绿杨乡，不以漆坪命名，治所置于杨柳塘，乡之行政中心偏于水陆码头，漆坪不过其辖境内一边远村落而已。
据《嘉靖贵州通志》记载，当时石阡府一带“其民以耕为业”，布依、苗、仡佬等族同川谷、共生计，“出入持刀负弩”“以渔猎为乐”。邻近的思南府一带则“习尚俭朴”，男女“喜种蓝靛，染布为衣，蔽体而已”。罗文思对石阡与凤冈相邻的河闪渡一带的风土民情考查时说:“乾隆二十九年，余巡历至腐彰，访知葛商在葛彰东十五里。上人呼'商’为'闪’，呼葛商为葛闪渡”。他还说:这里的百姓“曰苗人，其性多悍诈。男子蓬头足跣。妇女花衣细褶裙，不著布履。婚姻论财、疾病祀鬼”。
行走在古驿道上向贵州各地运盐的“ 盐巴客”(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省档案馆馆藏珍品集萃(—)》,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第 54 页)
清代至民国时期（1636—1912年）川盐主要通过四大口岸运销贵州，其中之一为永岸，由四川各地盐场经永宁河运至叙永边岸，再行销贵州各地，清代主要行销大定府、安顺府、兴义府及普安直隶厅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增加开阳、罗甸、凤冈、三穗、贵筑等县。其二为涪岸，从重庆之涪州溯乌江而上，到达贵州东北地区，主要行销主要行销婺川（今务川）、正安、沿河、松桃、铜仁、思南、石阡、思州、玉屏、镇远等地。
漆坪地处川盐入黔古道辐射区，山民背着山货翻山越岭送至渡口装船，再购回食盐、棉布。直到民国时期，出行仍完全依赖乌江水道和崎岖山道。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省委农业计划发展纲要草案中“为了促进山区生产发展，增加更多的粮食及其他产品，修建山区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发展山区的前提条件和根本措施”的要求，1951年开始建设县城到各乡的简易公路。凤冈至天桥（含漆坪）的公路从1951年起分段修建，途经鄢家桥、进化、琊川、大都、天桥（含漆坪），历经十五年才建成简易公路。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凤冈县对这些简易公路进行改造或新建，1986年春实现除德隆乡外乡乡通公路。据1982年统计资料记载，当时凤冈通往天桥的公路已从三岔坝分路直通漆坪。那时凤冈全县机动车寥寥无几，班车时有时无，出行极不方便。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漆坪到凤冈中学读书，返校与回家之路，大多时候需第一天赶到大都杨家寨，次日清晨再赶往大都乘坐“班车”至凤冈，但往往因客满或临时取消，不得不步行至琊川再赶“班车”。放假返回时，多数情况是从琊川直接步行回到徐家寨。县城通往各乡镇的公路尚且如此，各自然村之间，以及通往天桥、漆坪街上的道路，更是举步维艰。多为泥巴路，需穿行无数田埂、沟渠与坡坎。下雨天，山路变成烂泥塘，一不留神便会滑入水沟水田，鞋裤尽湿。许多学生穿着露出脚趾的鞋，冬天双脚冻得通红。短短数公里的路程需走上四五十分钟。
与道路同样牵动人心的，是看病就医的艰难。漆坪村历史上医疗卫生条件极度落后。解放前，村里缺医少药，人们生病多半靠土方、草医硬扛。解放后县、区、乡三级医疗网逐步建立。70年代，漆坪大队培养了自己的赤脚医生，亦农亦医，背着药箱，用“一根针、一把草”为乡亲们看病。1982年漆坪设有卫生院，有医务人员6人，病床４张。1985年后赤脚医生转为乡村医生，但村卫生室仍十分简陋，一台老式血压计、一支体温表、一个旧听诊器，医生一两人不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缺医少药的岁月里，村卫生室虽简陋，却是大部分村民看病的惟一去处。那里有正规医生，也有半工半农的医务工作者，笔者的堂祖父万禄公便是后者之一。记忆之中，万禄公擅于诊脉，通晓中药配伍，村民头痛脑热、小病小恙，经他开几剂中药即见显效。若他不在漆坪街上坐诊，患者便寻至徐家寨柿花坪家中请他诊脉开方。他时常上山采药，家中柴楼上下存放着各类干制草药。据母亲回忆，万禄公的医术是从关兴狮子场陈海洋（音）那里学来的。笔者曾长期不解万禄公为什么会中医把脉及开方，直至前几月查阅1916年经丹簿，方知二曾祖家贵公生前就“访明师，学医术，济人治病”。万禄公的医术，正是受父辈耳濡目染、得其启蒙，加之自身勤学苦研而成。他同时还精通木工，女儿出嫁的嫁妆皆亲手制作，工艺可与专业木匠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家父曾从万禄公处借来一本老旧中医书籍，在上面勾勾画画，还能背诵一些简单方剂，还说考学校最好学医。笔者亦曾下功夫跟着父亲背诵一两个方剂，立志学医，悬壶济世。可惜高考体检发现色弱，据说不能报考医药类专业，此愿只得搁置。至今三十余年，念及此事，常怀遗憾。同时，这也让我现在才明白和理解，父亲之贤公为什么于本世纪初在贵阳上贵州老年大学时，他毅然选择了一年制的中医专业，以及中医方剂为什么在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的原因了。
如今，漆坪医疗条件得到极大改善。2022年4月，村卫生室完成阵地改造，实现门诊报销。2023年6月，天桥镇卫生院漆坪院区正式建成投用，设有候诊区、治疗室、药房，配备心电图、电针等设备，实现住院医保联网直接结算，覆盖漆坪、河闪渡两村七千余人。漆坪村民终于彻底告别了“看病跑一天”的旧貌，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均获得历史性提升。
与道路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一样，漆坪的教育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发展的深刻变迁。民国建立后，贵州小学教育获得较大发展，1915年全省共有小学1229所、女子小学111所，在校学生总计52010人；至1945年，全省中心国民学校已达1595所。受益于毗邻石阡的文化辐射，漆坪的教育起步较早，1943年绿阳小学在漆坪街东面创立，设两级两班，有学生四十余人、教师二人，校名“绿阳”取自此前“绿杨乡”建制的谐音。新中国成立后，绿阳小学更名为漆坪学校，时有学生一百余人、教师六人，设五级五班；1976年增设初中部，通过5年发展，至1982年有完小1间，小学7间，教师45人，学生1013人，入学率达90%。1984年初中部撤并至天桥完小。此后，漆坪完小先后合并了红岩、光明、红溪、凤凰、沿江和乌江等规模较小的村小及教学点，发展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六年制完全小学。
2026年6月15日，陈胜亚在凤冈文艺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一帧旧照六秩光，桃李芬芳满凤冈》一文，刊发了我二姑父陈安康在漆坪小学教书保存下来的系列照片，这些照片跨度40多年，是漆坪小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生动缩影。其中最早的一张照片是1966年，从照片上看，学生们有光脚的，或穿草鞋的，老师、学生穿补疤衣服的也不少。陈胜亚对这张60年前照片的动人诠释和解说：“一九六六年的漆坪山乡，天光素淡，远山如黛。青瓦土墙的校舍立在田埂之畔，泥土地的操场边，一群衣衫朴素的少年整齐列队，颈间的红领巾，是整片灰调光阴里最鲜亮的颜色。
正值毕业时节，师生们依序站好，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郑重地拍下这张难得的毕业照。如今照片早已斑驳掉色，折痕深深，可透过那些模糊的眉眼，依然望得见当年孩子们眼里纯粹的光——那是大山深处对知识最恳切的向往，是贫瘠年月里，少年人向阳而生的倔强。彼时的漆坪小学，课桌简陋，教具匮乏，群山阻隔了远方的路，却从未阻隔山里人读书求知、走出大山的梦想。一代代凤冈教育人，就在这深山陋舍间，守着青灯黑板，握着粉笔课本，为山乡的孩童点亮启蒙的微光。”
1966年6月18日 ,漆坪完小六年级学生及全校教师合影
陈严胜的诠释和解说之所以动人，在于他如实呈现了“光脚”与“补疤”的匮乏，却让读者看到了一种久违的“郑重”。那时的离别、成长与求知，都被师生以最庄重的仪式感定格。一张折痕深深的毕业照，一群衣衫朴素的少年，前面坐着守着青灯的师者，他们用贫瘠岁月里最奢侈的认真，诠释了对教育本真的敬畏。而当今知识触手可及，指尖轻点便可阅尽万卷，但那份对知识的“恳切”却日渐稀薄。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却似乎失去了那种向阳而生的“倔强”。当物质丰裕取代了匮乏，当快捷便利消解了郑重，我们是否还能守住60年前漆坪小学生眼里那纯粹的光？当一切来得太容易，那份曾在大山深处被郑重以待的求知之心，是否还能在今天同样被安放得庄重而虔诚？这不是怀旧，而是一道时代留给我们的答卷——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知识，用怎样的庄重去面对成长，用怎样的敬畏去守护教育，在丰裕之中能否依然保有那份“向阳而生”的清醒与坚韧。
天桥完小初中部于1968年成立，漆坪完小初中部撤并后，漆坪一带的学生只能前往天桥完小就读。上世纪80年代末，天桥完小办学条件十分艰苦，食堂和宿舍尤为简陋，图书室更是无从谈起。然而，当年的老师们却异常敬业。他们以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和对学生的热忱，深深感染了每一位学子。
漆坪山多地少，水稻、玉米、薯类是主粮，百年耕作模式延续已久。上世纪五十年代，水稻生产主要沿袭农家高秆品种，品种多达三十多种，如野谷子、毛线干、黄丝糯等。这些品种虽有一定适应性，但单产较低，1949至1960年十二年间，平均单产仅三百八十七点九斤。六十年代后开始引进矮秆稻和粳稻，产量逐步提高。1976年引进杂交水稻，亩产上了一个新台阶。
玉米于明代中后期传入贵州，“获倍于他种”，“山农恃以生理”。漆坪旧属石阡府，“包谷”“包谷饭”曾是日常口粮。老一辈漆坪人至今保留着“包谷饭”的制作手艺：将干包谷磨成细面，用竹筛筛去粗皮，上甑蒸熟，配上酸菜豆米汤，便是农忙时节最顶饿的餐食。
漆坪自古种养并举，草坡资源丰富，养猪是绝大多数农户的选择。“养鸡下蛋兑盐，养猪只为过年”，平日里吃肉是“打牙祭”，只有过年杀猪才能沾荤腥。各家从开春抱回猪崽，用苞谷、红薯藤、野菜和潲水喂养一年，圈里的肥猪是一家人一年的盼头。
漆坪养殖业的发展离不开民间兽医。196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民间兽医工作的决定》，推动全国兽医工作发展。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能治牲口病的乡村兽医极受敬重。我的同学付应文的父亲付中成，就是这样一名优秀兽医，至今还印象深刻。付中成长辈住在漆坪干田咀，也算是处于漆坪中心位置，因技术好、位置好，加上人好，自然请的人就多了。彼时全乡没有正式兽医站，仅有的几名民间兽医背着旧药箱，用旧报纸裹着几本翻得起卷的兽医手册。他们晴天背着药箱下地，雨天被人叫去给牲畜看病，一手沾满泥土，一手扎针开方。时常刚从陡坡上割完苞谷草，裤脚还没干透，就听到呼喊：“付某某，我家牛肚胀了，滚地了！”于是胡乱洗一把手，重新背上药箱赶过去。往圈栏一站，翻牛眼、摸肚皮，掏出大号针管，对准瘤胃一针打下去，掏出草药粉兑上水，装进竹筒，掰开牛嘴灌进去。主人家屏息攥紧衣角，直到牛站起来甩尾巴，才呼出长气，眉头才松开。正是像付中成一样的乡村兽医的多年坚守，漆坪养殖业才在一次次疫病中平安着陆。
漆坪群众从未停止与贫困的抗争。脱贫攻坚启动之初的2014年，漆坪村是缺水、无路、无产业的深度贫困村，全村贫困人口达一千二百四十一人，贫困发生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五七。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漆坪村立足实际，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推广的烤烟，此时已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支柱；同时，依托草坡资源发展肉牛养殖，逐步形成“烤烟+肉牛”的产业格局。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漆坪村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与全国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并向着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奋勇迈进。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漆坪的发展迎来了历史性跨越。2021年湄石高速通车，凤冈南（天桥）收费站启用，河闪渡乌江特大桥飞架峡谷——漆坪人不仅彻底告别了摆渡过江的历史，更依托四通八达的路网，将山货送出大山，把希望带回家乡。当前，G653凤冈天桥至河闪渡公路项目正稳步推进，按二级公路标准建设，已获国务院批准用地，湄石高速及G653改扩建等重大工程带动效应定会凸显。2025年，天桥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万元以上，昔日的深度贫困村，已嬗变为美丽山乡。
回顾漆坪逾千年的历史脉络，从隋唐的边陲置县到清代的改土归流，从民国的区划调整到新中国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这片土地见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发展的历史进程。漆坪的变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部山区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困走向小康的生动缩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文章来源：罗晓东著：《葛产衍庆》，编制出版：河源豫章文化艺术研究院，2026年7月第1版，第155—1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