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凤冈河闪渡建设有罗氏力量
乌江奔流千年，两岸古渡星罗棋布。官渡、义渡、私渡、军渡、驿渡，各有来路，各有规矩。河闪渡的石桥、渡口及义渡碑，也留下了罗氏族人的名字，罗氏也为河闪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题记
一
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全长一千零五十公里，流经云南、贵州、重庆、湖北四省的四十余县市。在贵州境内，它自威宁乌蒙山东麓发源，横贯黔北，至思南折向北，经德江、沿河出省，于涪陵汇入长江。《水经注》载汉唐时称延江，《元和郡县图志》谓延江又名黔江、内江、涪陵水，至元代始名乌江。江名虽后世所定，水流却已奔涌千万年。而人与水之间留下的最深印记，便是两岸的古渡。
乌江两岸多悬崖绝壁，水流湍急，险滩密布。设渡之难，可想而知。也正因为山川阻隔，渡口才成为命脉。战国时秦将司马错率巴蜀十万大军，“大舶船万艘”，溯江而上攻取黔中。此为乌江大规模水运见于正史之最早记载。唐宋以后，朝廷于沿岸设置水驿：涪州水站、关滩水站、绍庆水站、沿河水站、新滩水站，一个个水驿之名，将乌江纳入国家驿传体系。元朝更在沿岸置葛彰葛商等处长官司，渡口两岸纳入行政建制。自此，乌江渡口的兴废便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连。
在乌江贵州段，古渡星罗棋布。有的因军事而起，有的因盐运而兴，有的由官府设立，有的由乡绅捐建，有的由船户自营。下表按乌江在贵州境内的流向，从上游至下游，列其主要古渡，地理相近者合并为渡口群，每处均标注开渡时间、渡口类型及修建方式。
序号 渡口名称 地理位置 开渡时间 渡口类型 修渡方式 简注
1 乌江渡 播州区乌江镇 元代 官渡 官方组织 乌江最早官渡，明设关驿，“黔蜀要津”
2 六广河渡 修文县与黔西县交界处 明洪武十九年 官渡(驿渡) 官方组织(奢香开驿) 龙场九驿配套渡口，王阳明诗作
3 尚嵇三渡口(茶山关、楠木渡、大塘口) 播州区尚嵇镇 明正德八年至清初 义渡→官渡 官民共建 茶山关存14通渡路碑，红军抢渡主战场
4 铁厂三星渡口群(三星场、羊岩河、漩塘) 播州区铁厂镇 清乾隆五十六年 义渡、私渡后改义渡 民间捐资共建 “鸡鸣三地”古渡，红军由此进入遵义
5 廻龙场渡 余庆县大乌江镇 明末清初 官渡 官方组织 红军强渡乌江三大渡口之一
6 江界河渡 瓮安县与余庆县交界处 唐代 官渡 官方组织 红军强渡乌江最激烈战场
7 河闪渡 凤冈县与石阡县交界处 三国传说，元代开渡 义渡 官民共建(设渡田、僧侣主持) 乌江航运逆流终点；存三通义渡碑；秦至明清商号遗址
8 平头溪渡 凤冈县天桥镇 元代 义渡 官民共建 红六军团渡江遗址，省级文保
9 德江险滩渡口群(白果坨、潮砥、新滩) 德江县共和镇、桶井乡、潮砥镇 战国至清代 私渡→义渡 民间自营后改义渡 潮砥为乌江最早水运记载(司马错)
10 沿河盐运古镇渡口群(淇滩、思渠、洪渡、夹石) 沿河县淇滩镇、思渠镇、洪渡镇、夹石镇 宋至清 私渡→义渡 民间经营为主，部分改义渡 盐运入黔第一站；夹石为四姓合办义渡
11 县城红军渡 沿河县城河东粮站旧址 沿河建城时 官渡→纪念渡 官方组织，后改建纪念碑 原名观音渡，1934年红三军渡江主渡口
12 沙沱渡 沿河县沙沱村 民国时期 私渡→汽车渡 私人经营，后政府改建 印沿公路咽喉，1971年建码头
13 黑獭堡红军渡 沿河县黑獭堡 清代 私渡(界河渡口) 私人经营 黔渝界河，群众自发命名“红军渡”
在上述古渡中，河闪渡位列第七。其位置既非上游，亦非下游，正处乌江中游险滩密集之处。思南以上，滩多水急，上行船只至此往往力竭，不得不换小船方能续进。故当地老人称其为“乌江航运逆流而上的终点站”。此言并非江流至此断绝，而是分段航行时代换船转运的枢纽。川盐自涪陵溯江而上，大量运抵思南，一部分就地分拨，一部分继续上溯至河闪渡，再换小船，沿乌江上游及各支流转入贵州腹地。
义渡是乌江沿岸最常见的公共渡口。所谓义渡，即地方士绅、商号或宗族捐资购地，经官府批准，对过往行人免费摆渡或仅收象征性船资。其运营依赖“渡田”，捐资所购田产租予农户耕种，租谷专供渡口开支，使一次性捐资转化为持续不断的经费。渡田还可免交赋税，官府负责备案与监督。除义渡外，尚有官渡、私渡、军渡、驿渡等类型。官渡由国家财政直接支持，乌江渡、六广河渡即属此类。明代更在要津设巡检司，实现兵、警、渡合一，“以司控河、以河控渡”。《明会典》规定每船配梢夫十名，每州县委任“老人”专管，船工姓名大书于船尾，凡误渡勒索者，行人可径行告发。
私渡则为沿河人家自备小船，收费摆渡。小本经营虽有灵活之便，亦不乏船夫随意要价之弊。茶山关最初即为私渡，“船夫需索太甚，行人有苦难言”。后经乡民张藩、董仁等捐资，改为义渡，一时传为佳话，有“慈航时普济，幸哉义渡开”之誉。从私渡到义渡，再到官府置田升为官渡，一处渡口的三次变迁，恰好勾勒出乌江古渡从民间自发到民间公益再到国家管理的完整路径。
军渡与驿渡乃官渡之特殊形态。军渡专供调兵运粮，乌江渡设有乌江关，明万历年间征播州杨应龙，两万七千黔军血洒江面；茶山关于明末由参将驻守，两岸均设税关，为贵州历史上唯一两岸驻军征税之渡。
驿渡则与驿站配套，专司公文传递与官员迎送。乌江驿系川黔驿道要站，按“次冲”等级配马二十匹、夫三十名；六广河渡更为讲究，同时设六广驿与六广河巡检司，形成“驿、司、渡”三位一体格局。
乌江古码头 周君翻拍于思南盐馆
河闪渡属义渡，修渡方式为“官民共建”。与乌江渡相比，它并非最早官渡；与廻龙场渡、江界河渡相较，它不是红军强渡主战场；与沿河盐运古镇渡口群相比，亦非盐船入黔第一站。其独到之处有二：一是地处逆流终点，在川黔盐运中发挥换船转运的咽喉作用；二是以三通石碑——雍正碑、乾隆碑、光绪碑将义渡制度的来龙去脉昭示无遗，字字清晰，毫不含糊。
二
乌江流域诸渡，无论官渡、义渡、私渡、军渡、驿渡，骨子里有一条共同底线：它们不是私人财产，不是哪家哪姓可以宣称为己有。官渡仰赖国库，义渡依靠公共田产，私渡虽系私人经营却须经官府许可并接受监督，军渡、驿渡更属国家军政体系一环。这便是两千年来乌江古渡最根本的制度底色。
河闪渡也一样，它的几通石碑上刻着不少姓氏，为河闪渡建设贡献了应有力量。目前掌握有文字记载的罗氏参与共有两次：一次修桥，一次修渡。
第一次是参与1808年河闪渡的修桥捐资。自河闪渡口向漆树坪方向行约1.5公里，至今尚存一座保存完好、距今约二百四十余年的石桥——复兴场桥。桥侧立有《修桥碑记》，落款“大清嘉庆十三年岁次戊辰仲春月上浣”。碑记载录约三百六十多人姓名，出资数额不等，有四两、三两、二两、一两，也有三钱、两钱，也有五六分的。碑文未记设计者、动工时间及修建经过，从落款可知桥梁于1808年竣工。经辨认，参与捐资的罗姓族人四十三人，按碑刻顺序排列如下：
第一排：罗朝臣 罗曹氏 罗思遴 罗思行 罗思华 罗显才 罗显宽
第二排：罗大贵 罗思堂 罗显禄 罗凤毛 罗思逸
第三排：罗思贺 罗思远 罗文必 罗显□ 罗士堂 罗显强
第四排：罗柏元 罗文臣 罗思详 罗显傅 罗显臣 罗德正
第五排：罗士继 罗文仲
第六排：罗尚国 罗士贵 罗文达
第七排：罗思位 罗金绕 罗显儒 罗显超 罗显英 罗洪顺
第八排：罗思应 罗绍华 罗文澡 罗思尊
第九排：罗思进 罗显尚 罗显正 罗显南 罗思朝 罗思彦
捐款总人数约363人，其中罗姓约45人，占总人数的12.4%；与葛产公支系字派完全相同者（大、显、思、凤、尚字辈）共计31人，其中大字辈1人，显字辈14人，思字辈14人、尚字辈1人，占总人数的8.5%。这充分表明，至迟在1808年，葛产公支系已有五代人同时参与了河闪渡复兴场修桥捐资。其中，根据目前有据可查到的，家滚公后代参与的人有：罗大贵、罗显堂、罗思应、罗思遴、罗思有等，家弼公后代（徐家寨）参与的人有：罗显强、罗凤毛等。我的鼻祖罗显强所捐二钱四分白银（0.24两），在1808年的贵州石阡地区，约值288文铜钱，可购买约8斤食盐或约29斤大米，约相当于一个普通杂役7至15天的工钱。 在当时贵州石阡这样的偏远山区，这不是一笔小数，足见其对公益事业的诚意与担当。
笔者在统计相关人员时，发现碑上对捐资者为生员的进行了标注，依次为罗思华、罗凤毛、陈天元、陈天良、董□、金世钦、吕占光共计7位，其中罗凤毛为徐家寨思孟公之子，他捐了4钱，即0.4两银子。这就说明这方碑刻虽不大，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为研究清代黔东北地区的科举文化、基层社会结构、货币流通实态以及乡村公共事务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
生员即俗称的秀才。明清时期，读书人须通过县试、府试、院试三级童试，院试录取后方取得生员资格，进入府、州、县学成为官学学生。这是科举功名的起点，也是进入士大夫阶层的最低门槛。据相关方志、缙绅录、迁除录等多种史料考证，清代石阡府进士可确定者有11人，进士籍贯存疑者1人，举人总数98人；亦有史料记载明清两代石阡共考取进士16人、举人数以百计。尤其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石阡人成世瑄、徐培琛、张海澜同科登进士，创造了“十里三进士、隔墙两翰林”的佳话。石阡府文庙作为当地培养科举人才、进行科举考试、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场所，历经数百年沧桑，始终是兴文重教的重要标志。在此背景下，嘉庆十三年（1808年）河闪渡周边一隅之地能有7位生员同时参与乡邦建设，正是这一区域文教网络的一个切面。
生员虽为功名之末，却拥有普通百姓不具备的社会地位与特权：赋役豁免，见知县不跪，自称“生员”而非“小民”，州县官员不能随意杖责生员。有学者研究指出，清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直接管理只到县一级，对广大乡村民众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生员和绅士采用教化的方式来进行。统治者给予生员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希望他们修身齐家，进而化民成俗。地方官员通过借助生员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地位和文化角色来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治理。正因如此，在碑刻中标注“生员”二字，既是对捐资者身份的确认，也是对家族社会地位的彰显。捐款中有七位是生员，说明清中叶时期在漆坪特别是河闪渡一带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积累与科举竞争力，能够培养出有资格进入官学、拥有政治特权的生员子弟。
363位捐资者中，7位生员与其余356位普通民众共同参与捐资，这正反映了当时乡村公共事务的基本格局。明清士绅常在乡里筹办、参与修桥铺路、赈济灾民、主持社仓、建筑堤防等公益事业。大量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都操纵在绅士手中，绅士在修桥铺路等地方公共工程中活动极为频繁。经过科举训练、拥有特殊社会地位的生员与绅士，积极推行社区活动，包括修建灌溉和防洪工程、修路、架桥、摆渡、解决地方争端等。一个地区的枢纽性关键桥梁由官府修建，大部分桥梁和渡口则由地方绅士和普通百姓捐建。河闪渡捐资碑刻中士绅倡首、民众共举的模式，正是这一社会结构的生动写照。捐资记录中，银两以“艮”标注，计量单位为“两、钱、分”，捐资数额从五分、一钱、二钱到四钱，再到三两、四两不等，折射出清中叶黔东北地区银钱并用的货币流通实态与不同家庭的经济差异。363位捐资者的规模，也表明河闪渡在当时不仅是本地村民的生活要道，也是辐射周边往来商旅与赶集民众的重要交通节点。
1808年由村民捐资修建的复兴场桥
碑刻中363位捐资者跨越两百余年时光，以白纸黑字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可贵的历史遗产。罗氏族人的姓名，与其他生员及普通民众并列其上，共同参与修桥铺路等乡邦建设。这正是《葛产衍庆》所要追寻的家族记忆，将这些散落于田野之间的碎片重新拼合，让一段湮没于正史方志的家族历史重现轮廓。血脉之续与文脉之承，便在这方寸碑石与字里行间悄然贯通。
第二次是1893年参与捐资修渡。据光绪十九年（1893年）善缘普渡碑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年），劝捐葛闪渡首事吴道南、郑嘉谟、黄大相、陈国望等5人发起捐资修渡，历时7载，至光绪十九年十月（1893年10月）告竣。承办首事戴文元、陈国望、吴龙德3人率捐资修渡诸君，勒石刻碑，以彰善举，碑文详列捐资者姓名及所捐金额。此次修渡距陈世学初修已逾150年，彼时渡口已从战乱后的恢复期步入商业鼎盛期，商贾络绎，舟楫繁忙，渡口公益遂成为地方绅商展示实力、积累声望的重要场域。碑载“首事”吴道南、郑嘉谟等皆为修渡之发起人与主持者，当系地方乡绅或商号主事。此碑所列捐资者40余人，囊括乌江沿岸主要商号与乡绅，折射出晚清乌江沿岸乡绅阶层在经济上升期中积极参与地方治理的时代风貌。
罗氏族人罗尚金、罗天知以捐资者身份名列其间。据所藏1916年《经丹簿》记载及传闻，罗尚金应为徐家寨人士。清同光年间（1862—1908年），其在当地颇具经济实力与社会影响。然因无法得到《经丹簿》原件加以核查，此事尚难遽下定论。罗尚金捐款4000文，罗天知捐款2000文。纵观碑中捐资数额，既有捐五两银者，亦有捐10000文者，亦有捐1000文或1200文者，高低悬殊，层次分明。罗天知、罗尚金所捐金额，虽不及顶级富户之10000文巨款，却数倍于最低捐额，稳居中上游，可谓修渡工程之中坚力量。
就购买力而言，光绪中期银钱比价常在1两白银兑1200至1400文之间浮动，4000文约合白银2.9至3.3两。按当时米价估算，4000文可籴米约2至3石（约160至240公斤），足供一户5口之家2至3月之需。若论雇工，乌江沿岸短工日薪不过30至40文，4000文相当于100工之酬。由此推断，罗尚金应为家道殷实、田产较丰或兼营小商之户，其富裕程度远超一般自耕农，在宗族与乡里享有相当声望。
从1808年修桥捐资碑上近四十个罗姓名字，到1893年义渡碑上的“罗天知”“罗尚金”，罗氏族人两次为河闪渡的石桥和渡口出过力。当然，这是我们能查到的记载。那些出了力却没有留下名字的，或许还有，或许更多。他们的行为，恰如“普渡善缘”碑所镌：“所谓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往来之舟”。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记着罗氏贡献的力量。
此外，河闪渡大桥本庄侧老洞岩存有一通“老道岩修路碑记”，镌刻捐资者百余人，罗姓约四五人，可辨者有罗文安、罗文靖。碑文落款时间为：“皇清乾隆三年岁次戊午蒲月下浣”。所谓皇清，是对清朝的尊称，即“大清”；蒲月是农历五月的别称，因五月端午有挂菖蒲的习俗，故称“蒲月”。下浣是指农历每月下旬。古代官员每十天休息沐浴一次，称为“上浣、中浣、下浣”，后来用来表示上旬、中旬、下旬。因此此碑立于1738年农历五月下旬，距今有已有288年。据此可推断，18世纪30年代，葛产公后裔多聚居于乌江北岸漆坪一带，与此路隔江相距较远 ，跟生产生活的关联度不大，因此未见其参与。同时也说明，在这一时期，河闪渡周边姓罗的应是以葛产公后裔为主体。
三
为何葛产公支系会有如此众多的族人参与修桥？这与其生计地理密切相关。本庄场地处乌江沿岸，场期与周边错峰，是徐家寨及周边村落最主要的商品集散地。罗氏族人赶集需跨越乌江，有两条路径：经复兴桥陆行，或由葛闪渡渡江。渡船费用高且风险大，乌江水急，倾覆时闻，每次过渡需交纳数额不等的“渡钱”，对频繁赶集的农户而言，累积支出颇为可观。正因“费高且险”而参与修桥，以求避险省钱。
到了光绪年间，葛闪渡经系统性整治，安全显著提升；渡江路线较绕行复兴桥更短，省时省力。于是罗尚金捐四千文助修渡，而非修桥。从修桥到捐渡，是同一家族根据道路条件、渡口安全与通行效率作出的因地制宜决策。修桥避险，捐渡择优，折射出乌江沿岸乡村社会的务实智慧。
罗氏先辈的这两次参与，是碑刻记载的确凿史实，值得后人敬重与铭记。嘉庆十三年（1808年）修桥，如此集中、代际齐出的参与，足见罗氏对地方公益的热忱与担当。光绪十九年（1893年）修渡，罗尚金捐资，稳居中上游，同样体现了家族实力的积累与回报桑梓的赤诚。这些名字、这些数额，穿越两百余年风雨，依然在碑石上清晰可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家族与一方水土的深厚关联。
当然，在后世口碑流传中，由于罗氏参与人数众多、代际连贯，加之“葛闪渡”与“葛产公”方音相近，这一“集中参与”逐渐简化为“罗氏主导”，进而形成“罗葛产修了葛产渡”的传说。这是地方历史记忆生成中的常见现象。情感认同与语音偶合，使集体协作被聚焦于某一姓氏。今天理解这种传说的情感价值：它承载着罗氏后裔对先辈热心公益的自豪与怀念。
（文章来源：罗晓东著：《葛产衍庆》，编制出版：河源豫章文化艺术研究院，2026年7月第1版，第146—154页。）
